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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当然要重翻Y先生对上海、北京房价预测的老账。2005年6月9日，后者在《哪里曾大涨，哪里必大跌》（载《21世纪经济报道》）一文中说：“房地产新政后国内房地产价格走势如何？我认为，……像上海，房价应该下跌50%，北京房价也应该下降30%，否则，国内房地产价格要得到稳定、房地产投资过热要得到抑制是不可能的。”经过近两年的检验，现实没有理会这样的猜测。如今的北京房价，要比两年前贵出许多。
当房评人士比当股评人士风险小。最近，证券分析师蔡国澍因发布不实信息，对公司股价造成影响，已被立案稽查。如果情节严重，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但在房地产市场，则还没有相应的言论监管制度。这在国外也是一样。即使毫无根据地预测房价，至多也只是水平不高而已。去年10月29日，新浪财经网刊登“任志强和×××，谁喊高了房价”一文，称：“……一位老人，本来在儿子的鼓动下要买房，看了×××的言论，对儿子说：‘×××在报上说北京房价要降30%。’第二年再买，多付了十几万。” ×××，即为本文所称Y先生。至于Y先生其他“粉丝”中，是否存在类似情形，尚不得而知。由于缺乏约束房评人士言论的制度，我们只能要求房评人士自律。
中华文化对治学有许多基本要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文章当以理致为心骨”（《颜氏家训·文章》）。“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朱子语类》）因此，坚持真理是文章的根本追求。不过，人的学识是有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而且，治学也讲求调查研究。“不目见口问，不能尽知也。”“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有之也。”（王充：《论衡·实知》）“君子之学必好问。问与学，相辅而行者也。非学，无以致疑；非问，无以广识。”（刘开：《问说》）Y先生做研究，写文章，与上述要求显然距离不小。如果Y先生每年要写600篇论文，那么，就很难有调查研究的时间。因而，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对记者说：“房地产问题非常复杂，不是开车沿三环路转几圈就能说清楚的，社科院不允许不经论证、没有根据就发表言论。”
Y先生辞职，也与部分媒体近几年的炒作有关。Y先生近几年才为一些媒体所追逐。后者往往要么喜欢作者在表述上能生动一些，要么喜欢作者有较为极端的观点。因此，Y先生要闯荡江湖，往往要发布一些极端的言论。王充《论衡·对作》谓：“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语，说虚妄之文。何则？实事不能快意，而华虚惊耳动心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谈论者，增益实事，为美盛之语；用笔墨者，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听者以为真然，说而不舍；览者以为实事，传而不绝。……至或南面称师，赋奸伪之说；典城佩紫，读虚妄之书。……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失杂厕，瓦玉集糅。以情言之，岂吾心所能忍哉！”现在看来，Y先生对上海、北京房价的预测，就属于“奇怪之语”、“虚妄之文”。他可能有为民立言、为民请命的想法，但实际上又害人害己。如果一些媒体不追求噱头，Y先生虽然未必名声大噪，但也不会为舆论所诟病。
笔者赞成学术界要有“超女”。笔者在“善哉，‘学术超女’”（载本栏3月10日）中说，“我们需要易中天、于丹等人”，但他们并不是在央视《百家讲坛》治学，而是在传播知识。而Y先生在媒体大量发表观点的目的，显然不在于普及知识，因而，我们只能用治学的要求来衡量。笔者希望Y先生辞职事件能引起社会各方尤其是学术界更多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