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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当然要重翻Y先生对上海、北京房价预测的老账。2005年6月9日,后者在《哪里曾大涨,哪里必大跌》(载《21世纪经济报道》)一文中说:“房地产新政后国内房地产价格走势如何?我认为,……像上海,房价应该下跌50%,北京房价也应该下降30%,否则,国内房地产价格要得到稳定、房地产投资过热要得到抑制是不可能的。”经过近两年的检验,现实没有理会这样的猜测。如今的北京房价,要比两年前贵出许多。
当房评人士比当股评人士风险小。最近,证券分析师蔡国澍因发布不实信息,对公司股价造成影响,已被立案稽查。如果情节严重,可能要承担法律责任。但在房地产市场,则还没有相应的言论监管制度。这在国外也是一样。即使毫无根据地预测房价,至多也只是水平不高而已。去年10月29日,新浪财经网刊登“任志强和×××,谁喊高了房价”一文,称:“……一位老人,本来在儿子的鼓动下要买房,看了×××的言论,对儿子说:‘×××在报上说北京房价要降30%。’第二年再买,多付了十几万。” ×××,即为本文所称Y先生。至于Y先生其他“粉丝”中,是否存在类似情形,尚不得而知。由于缺乏约束房评人士言论的制度,我们只能要求房评人士自律。
中华文化对治学有许多基本要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文章当以理致为心骨”(《颜氏家训·文章》)。“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朱子语类》)因此,坚持真理是文章的根本追求。不过,人的学识是有限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而且,治学也讲求调查研究。“不目见口问,不能尽知也。”“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有之也。”(王充:《论衡·实知》)“君子之学必好问。问与学,相辅而行者也。非学,无以致疑;非问,无以广识。”(刘开:《问说》)Y先生做研究,写文章,与上述要求显然距离不小。如果Y先生每年要写600篇论文,那么,就很难有调查研究的时间。因而,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对记者说:“房地产问题非常复杂,不是开车沿三环路转几圈就能说清楚的,社科院不允许不经论证、没有根据就发表言论。”
Y先生辞职,也与部分媒体近几年的炒作有关。Y先生近几年才为一些媒体所追逐。后者往往要么喜欢作者在表述上能生动一些,要么喜欢作者有较为极端的观点。因此,Y先生要闯荡江湖,往往要发布一些极端的言论。王充《论衡·对作》谓:“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语,说虚妄之文。何则?实事不能快意,而华虚惊耳动心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谈论者,增益实事,为美盛之语;用笔墨者,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听者以为真然,说而不舍;览者以为实事,传而不绝。……至或南面称师,赋奸伪之说;典城佩紫,读虚妄之书。……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失杂厕,瓦玉集糅。以情言之,岂吾心所能忍哉!”现在看来,Y先生对上海、北京房价的预测,就属于“奇怪之语”、“虚妄之文”。他可能有为民立言、为民请命的想法,但实际上又害人害己。如果一些媒体不追求噱头,Y先生虽然未必名声大噪,但也不会为舆论所诟病。
笔者赞成学术界要有“超女”。笔者在“善哉,‘学术超女’”(载本栏3月10日)中说,“我们需要易中天、于丹等人”,但他们并不是在央视《百家讲坛》治学,而是在传播知识。而Y先生在媒体大量发表观点的目的,显然不在于普及知识,因而,我们只能用治学的要求来衡量。笔者希望Y先生辞职事件能引起社会各方尤其是学术界更多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