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史学者

　　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家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诞生过两次。一次是在清末，另外一次则是20世纪80年代初，从改革开放开始的。耐人寻味的是，两次都是中国的政治社会局面发生剧烈变革的时期。

　　清末，特别是1898年戊戌变法之后，中国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危机。这场危机颠覆了两千年来中国立国的根基。正如梁启超表述的那样，人们，特别是士绅阶层开始相信国家是由国民组成，国民是国家权力的唯一来源。士绅们对于帝国君权的忠诚动摇了，认为它需要经受这种新政治哲学的检验。在导致清朝灭亡的保路运动中，士绅们就是用这样的理念来捍卫自己的利益和权利。在他们看来，政府所声称的国家理由是虚幻的，或者说仅仅是政府的私利，甚至是政府中某些个人的私利。它顶多与国民私人的利益具有平等的地位，甚至个人的利益应该更为优先。这也是清末波澜壮阔的立宪运动产生的政治基础，因为这种观念要求按照它的要求重新建立政治经济秩序。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企业家就是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诞生的。（经济史家们认为中国的现代企业从1840年以后就诞生了，如果按照生产工具或者管理方式的标准来看，这样说并没有错。但是，无论是买办还是后来的洋务官僚，都很难算做真正的企业家。就其社会属性而言，买办更接近传统的商人，洋务官僚则从来都把自己当作官员。）翻阅1900年之后的档案，人们会发现那时的士绅们是如此热衷开办实业，仿佛人们是在阅读美国淘金时代的历史文献。从遥远的边陲黑龙江、云南都帝国的中心直隶、山东，到处都有士绅们开采矿石、兴办公用事业不懈努力的记录。像今天一样，官府、士绅和洋人之间展开了复杂的联合斗争。士绅们就是在这个脱离帝国、背叛君王的过程中慢慢把自己锻造成企业家的。

　　士绅们之所以不辞辛苦地热衷于兴办实业，除了追求利润动机以外，更大程度上，他们把兴办实业当作一项政治志业。因为他们此时已不再把挽救帝国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君主身上，他们提出了自治的主张，在中国历史上，罕有地，对于省籍的认同高于对国家的认同。他们希望延展自己社区领袖的地位。通过创造新的社区，建立社区之间的联合最后完成对国家的改造。也正是因为这个理由，清王朝才会在武汉起义这个并不很严重的军事挑战面前，轰然倒塌。士绅们几乎没有费什么力气就取得了自己在各个省份的政治主导权。但也因此，才出现了军阀割据的悲惨局面。

　　为了捍卫国家主人的地位，士绅们发明了“利权”这个概念。对官府，“利权”是对抗列强经济侵略的旗帜。对士绅，这个旗帜也同时暗含着与官府分庭抗礼的意义。比如，清末最受关注的采矿筑路业，当洋人四处插手时，清廷不敢公开拒绝，只能暗中怂恿士绅们与洋人对抗，自己从中渔利。但当洋人告退，朝廷认为理所当然应该接管时，士绅们发动了声势浩大的抵抗。士绅们认为路是四川人的路，矿是山西人的矿，朝廷没有理由据为己有。正是在这种冲突中，士绅们与官府渐行渐远。士绅们认为国家应该保护他们的权利和利益，清廷却认为士绅们应该首先忠于皇上，帝国才是高于一切的。

　　另一方面，士绅企业家们在自己的企业中，也尝试建立新秩序。其中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张謇。他把自己的企业命名为大生，语出“天地之大德曰生”。他办企业的追求在于解决民生问题。在他的企业内部，他也试图协调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尽可能照顾安排所有人的生活。他还把自己的努力扩展到整个南通，在那里建立了新的城市化管理模式。张謇的这种尝试后来不断得到回应，其中著名者就有卢作孚、荣德生等。从政治上而言，企业家们试图确立在城市行政权中自己的影响力，至少可以获得某种程度的自治。

　　清末各地，尤其是在大中城市中，新式的商会纷纷建立。无论其影响力还是组织形式，它完全不同于旧式的会馆公所，不必在依靠个别有功名或者特殊政治关系的领导人来发挥自己的影响力，而是作为一个组织，一个团体，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和政治主张，通过选举来建立组织机构，通过平等参与来协调内部的关系。其中以上海总商会的影响最为强大。对于传统的王朝而言，因为士绅们是帝国的一部分，他们的组织的强大常常会成为王权有力的屏障，但是这次却完全不同了，新式商会反而成了官府在城市权力上的有力竞争者。所以在辛亥革命发生的时候，上海总商会坚定地站在革命者一边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总之，正是因为政治危机的出现，士绅们才大规模地从事工商业。在这个过程中，士绅企业家们极大地建立了扩展了自己的经济实力，但是，他们和统治者的关系并没有因此得到缓和、弥补，而是冲突日深，经济发展的过程就是他们在政治上走向对立，相互冲突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