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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宕起伏的中国证券市场是观察30年来中国社会变化的重要窗口,可是对证券市场的发展历史进行系统研究的著作还是屈指可数。世纪之交曾出现过几本就实论虚、有自己的思考的著作。这几年股市再度走热,有认真思考的著作倒反出得少了。陆一的这本《闲不住的手》,是其长期浸淫于证券市场贴身观察和思考的结晶,也是对中国证券市场发展过程的系统性研究,较为全面的揭示了中国证券市场的特质。他把这种特质看作中国股市从建立之日起就与生俱来的“体制基因”。
陆一的研究表明,证券市场从一开始就受到“看得见的手”的管制。从最初的国有企业股份化改革开始,到沪深股市的诞生,围绕其中的争议是中国股市是一个自发形成的市场过程,还是有特殊的政治需要考虑?现代经济学理论较为推崇自发形成的秩序,但在中国的现实发展中经济发展却面临多重约束,而政治上的考虑就是一个重要的约束条件。陆一考证的结果是:1989年成了证券市场的诞生契机,政治考量推动了股市的建立。
中国股市不仅在开市时带有强烈的政府色彩,而且在开市以后也难逃政府之手的多方面干预。证券市场的管理当局明白地宣布: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证券市场要为国有企业服务。一些具体的制度安排,例如IPO的额度控制、股权分置等,都与这一目标相适应。这也使得股市一直未能摆脱“政策市”的阴影。1991年1月,深圳市证券市场领导小组为了在股票市场剧烈波动的非常时期平抑股价,决定建立深圳市证券市场调节基金。基金资金主要来源于证券交易时征收的印花税、股票溢价发行收入、基金利息收入和其他收入等。其使用由市财政局、体改委、监察局三家派代表组成调节基金管理小组,负责监督基金的筹集及运用。这是中国证券市场第一次设立的政府干预基金,由此开始了政府主动进场买卖股票、调整市场指数、干预股价起落的先声。
与消费品市场政府的逐渐退出不同,股市上政府退出要缓慢得多。更加值得警惕的是,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造成了广大的寻租环境,使腐败活动得以蔓延。某些有权力背景和本身就是执掌权力的官员可以利用这种环境大发横财,并且不会受到法律的惩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十年纷纭话股市》的序言中说股市是一个“没有规矩的赌场”的原因所在。
2000年10月,《财经》杂志发表了一篇《基金黑幕——关于基金行为的研究报告解析》的文章,引起了巨大反响。我当时在接受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采访时说,那篇文章揭示了中国证券市场长期存在的一个公开秘密,即违法违规的内幕交易,操控市场,“对敲拉升”、“造势做局”等活动盛行。对此,可以说从平民百姓到政府高官都是早就心知肚明的。这种活动发展下去的趋势则是权力与资本相结合的“权贵资本主义”。因此必须建立严明的监管规则和法律秩序,做到有法可依,违法必究,制止这种危险的发展趋势。
我同意此书的基本论点,中国证券市场问题的症结,正在于一些政府机构的那只“看得见的手”老是“闲不住”。正像一些分析腐败寻租活动的经济学著作早就指出的那样,问题的根源在于“闲不住的手”,束缚住了“看不见的手”。而在中国证券市场的创建和发展历史上,在中国的整个改革过程中,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往往由于政府之手的压制而萎缩。中国改革是从“放权让利”起步的;但在改革30年之后,有些政府机关却想以“集权争利”来驾驭市场经济体制。政府之手一直“闲不住”,过多的干预,加上“政大于法”的“潜规则”,使得看得见的手不仅“闲不住”,而且也由于法治没有建立而“管不住”。三十年改革进行至今,市场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中国会不会因为权力对经济活动干预的强化、寻租活动基础的扩大而走向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严峻考验。
2007年,我在《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一书里引述过现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论断:徒市场不足以自行,它的有效运转需要有其他方面的制度,例如宪政下的法治、有利于发展的意识形态等等的支持。市场经济有两个基础,一个是道德基础,另外一个是法治基础。改革开放三十年,市场经济的这两个基础并没有明显壮大,反而可能有所衰退,尤其是在道德方面。中国股市的问题尽管有制度上的问题,但在道德观念上也有偏颇,而下一步改革的推进,需要建立一个公正法治的市场经济。让市场经济拥有道德和法治两条健康的腿,改革才能大步向前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