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湘源
农行改制挂牌，意味着这个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中最后一个“老大难”离上市只剩一步之遥。不过，农行上市更让人期待的，是在引进战略投资者的问题上能否别开生面地摆脱另外三大行既有定式的万有引力，这显然也是有着更为宏大意义的战略考量。
无可否认，战略投资者的引进对于中国银行业推进股份制改革特别是海外上市，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所谓引进战略投资者，在当初而言，其实何尝不是求进战略投资者？在这里，第一个吃螃蟹不仅需要勇气，而且也不能没有被咬上一口的打算。以当时国内银行业尤其是几大国有商业银行居高不下的不良贷款率，低至极点的资本金充足率以及相当薄弱的内控风险管理，处处授人以柄，被人家看低是不奇怪的。奇怪的只是股价定位之低不仅在外方普遍认为理所当然，就是我方的很多人至今也还认为“卖得其所”。对于这场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是一场不可能有真正公平可言的不对等交易，现在无疑是应该反思而且也可以反思的时候了。
往者已矣，来者可追。通过反思记取历史的教训，这无论是对于自己还是对于后来的别人今后更理性地对待战略投资者的引进以及相互间的战略合作，无疑都是很有必要的。
何谓战略投资者？当战略投资者被仅仅理解为可以用某种对股权比例、持股年限和投资者本身资金规模大小的数学模型去套的概念的时候，我们也许并没有真正理解战略投资者。其实，战略投资者和财务投资者不仅本身从来也不曾有过严格的区别，而且，相互之间的角色也常常可以互换。这是因为，所谓的战略，无不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事而异，因地而异。你有你的战略，他有他的战略，两者虽然一开始表现为一致，或者在交叉的时候可以发现共同点，但这种一致性和共同性总是暂时的，不一致和差异性则是基本的主要的和长远的。我们的问题显然不仅在于把战略投资者想得太好，而且什么事都是一厢情愿，似乎只有我们才不仅懂得“请君入瓮”而且还懂得“借梯登天”的战略似的。这就为今天轮到我们来为“想不到”被人家“借鸡生蛋”式的战略了一把，深深地预埋了种子。
现在，对农行来说，问题的关键就是到底该引进什么样的战略投资者，以及是不是可以让农行根据自身情况来考虑的事了。事实上，尽管引进战略投资者的启动意义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在战略投资者成为唯外资才有资格独享的专有名词的情况下，一个银行股改上市必须引进战略投资者的硬性规定的弊端同样也是非常明显的。弊端之一，就是使得我们的大多数银行被迫在战略投资者面前成为有求于人者，还没进入谈判就先已进入了被动窘境；弊端之二，就是一发而不可收地开了个恶性循环的先例，人家可以提出横一个担保要求竖一个保护条款而我们却无法设防；弊端之三，就是一个倾向掩盖了另一个倾向，引进战略投资者一不小心扼杀了内生的民族资本享有国民待遇的权利和战略投资银行金融业的积极性。在笔者看来，这应该说是后果更为严重和影响更为深远的。
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许应该感谢美国发生的金融危机，因为它从反面提示了金融安全对于一个国家的至关重要性。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今天的我们除了依然不应该忽视开放国门走向国际的重要战略意义之外，在进一步强化国家对银行金融业的控股地位的同时，更多地引导和支持国内民族资本和其他金融机构、非金融机构参与银行金融业战略投资，关注国家银行金融业的强大和安全，无疑是比单纯的吸引外资更为重要的事情。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戴相龙早些时候公开表示，社保基金将关注农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进程，并准备以战略投资者身份入股。与此同时，许多现金流充裕的国内大型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也纷纷表示有此同样的积极性。这显然是我国银行金融业变被动为主动的天赐良机。走出一条我们自己内生的新生力量成为战略投资者的新路，在此一举。而担纲大任者，非农行莫属。
不过，现在看来，如果在引资的同时在战略决策经营管理方面引进和植入国际上的先进理念和管理模式，也即通常所说的“引智”，那么，除了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之外，中国平安等聘请麦肯锡咨询顾问之类的实践告诉我们，应该也有其他可行的商务模式。不能不提的是，此次美国银行及其他洋战略投资者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表明，在金融风险的战略防范方面，他们的智力也未必更高人一等。古人说，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所谓的“引智”显然也不应该只是停留在一些等而下之的细枝末节上，这对于我们在重大战略方面提高防范金融风险的能力和水平，老实说未必会有太大帮助。再说，考虑到对于开放外资行进入中国和经营人民币业务的WTO承诺，现在战略合作伙伴将来早晚会成为我们的竞争对手，即使是为了避免将来让人更为尴尬的事情的发生，农行在引进战略投资者上走出一条别开生面的新路，也是让人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