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 勇
虽然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的下滑直接归因于总量上的有效需求不足，但其背后是结构失衡。这是共识。总量上的宏观调控在第一阶段扮演了主要角色，但总量刺激解决不了结构性矛盾，结构性问题需要的是体制调整。现在，总量上的宏观调控几乎已在现有框架内发挥到了极致，相关政策的着力点应转向长期悬而未决的体制性矛盾。
2008年的宏观数据即将出台，部分经济学家估计，经济增长率在同比基础上或减速至大约6%至7.5%，仅为2007年13%增速的一半左右。当前的焦点集中在今年宏观经济能否在一季度有良好开局。防止一季度经济急剧下滑成了当务之急。从各方的信息来看，这应该能够做到。信贷规模很可能在2008年12月的基础上进一步高涨，很多会成为投资直接对经济增长构成支撑，同时消费和顺差下降得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厉害。因而，笔者认为，一季度经济的表现或许没有预想的那么糟糕。
这应该归功于宏观调控的果断而有力的转向。这些政策出台及时，防止了悲观预期的蔓延。现在各界似乎还存在一定的“牛市”思维。这种思维使得股市的短期反弹仍能集聚起大量人气；同样，在实体经济领域相关企业的扩张冲动也未歇止。这些是值得庆幸的。
现在的问题在于，继续强化积极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空间实已有限。财政扩张让地方财政捉襟见肘，政府推动投资已是竭尽全力，投资规模似乎很难出现出人意料的扩张，除非私人投资得以启动。从最近的信息看，货币政策当局可能认为利率大幅下调的可能性不大。实际上，在最有意义的信贷规模已经放松甚至鼓励开始商业银行增加信贷的情况下，货币政策已经是相当宽松的了。
然而，政策面远未到山穷水尽之时，我们可以做的还有很多。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尚在远离技术前沿的水平上运行，技术前沿是指现有最高技术水平所代表的产出效率。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仍然有着相当明确的发展方向，模仿和学习效应所带来的后发优势将指引中国经济在未来20年里避开迂回曲折的小路和导致停滞的泥沼。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的《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公元960－2030年》提供了一个大跨度的比较研究视角，按照调整过的数据，麦迪逊指出，尽管中国经济在1978年以来实现了持续增长，但中国仍是个收入较低的国家。人均收入仅相当于美国的17％，日本的23％，以及韩国的31％；并且，同世界技术前沿相比，具有与中国相同差距的国家都可能实现快速增长。这意味着中国的这种走向发达国家的过程可能在未来的20年中得以持续，届时，中国的人均GDP有望提升到美国的34％和日本的52％。
而要实现这一持续增长，不仅需要我们逐步跟上世界最新的技术进展，还需要形成一个有效动员和配置物质及人力资本的机制。这只能通过结构性改革。经济增长本来是微观层面的问题，应该由微观主体推动；总量上的刺激主要是一次性的，应该清楚的是，它不会构成长期经济增长的基础。为此，笔者特别指出以下三点。
第一，更加突出发展服务业的重要性。工业和农业部门在当前的政策中得到了明确的强调，但服务业未有直接的利好措施。服务业的发展繁荣是经济社会成熟发达的重要标志。加快服务业发展，不仅是增加就业、解决民生问题，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内在要求，也是促进经济发展转型与升级、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增强产业竞争优势，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客观需要。
在当前形势下，服务业发展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快服务业发展是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内需不足的重要抓手。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制造业的出口和投资造成了明显影响，服务业对于保持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具有前所未有的意义。加快服务业发展有助于防止经济过快下滑，也有助于中国经济实现率先反弹复苏。服务业涉及大量新的消费增长点，应成为扩大内需、启动消费的着力点。此外，与工业相比，服务业具有更高的就业弹性，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吸纳就业的主渠道，在金融危机背景下，服务业发展的增加就业功能应得到进一步发挥和强化。
第二，更快推动城乡户籍制度改革。没有户籍身份的认同，无论是称“农民工”、“打工仔（妹）”还是“外来务工人员”均构不成实质尊重。在城务工的农村劳动者具备了在城市定居的各项基本条件，唯一缺少的就是城市户口。很难想象，全盘接受城市生活方式的新一代农村青少年还能够接受父辈们的城乡迁徙。少数特大城市除外，取消城乡户籍现在应该具备可行性，财政也有能力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形成人口集聚的城市群，城市带能够极大地提升经济效率。笔者认为，这会是一个启动消费、加快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的突破口。
第三，释放民间创业热情，推动民间金融的自由化。金融支持创业的力度在过去二十多年里不增反降。有研究显示，上世纪80年代农村地区给农户的贷款占农户收入的比例，要比90年代的同口径数据高很多；并且农村地区正规金融和非正规金融的比例，上世纪80年代是1∶1或1∶2，但到了90年代就变成了1∶3甚至更高。金融压抑的结果是农村创业土壤的“盐碱化”，只能外出从事简单劳务。民间创业环境的改善有助于形成良性的城乡互动关系，户籍门槛的取消也不一定造成城市部门不堪重负，因为农村同样存在大量创业和就业机会。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财经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