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纪鹏   李征

  探明病源方能对症下药。要解决我国当下的通胀问题，就必须对通胀形成的原因有完整的认识。虽然造成通胀的原因十分复杂，但笔者以为，我国现阶段的通胀主要是在美国量化宽松政策背景下，为对冲大量外汇，货币投放过多所产生的流动性过剩。所以，我国通货膨胀的实质是货币现象，不是商品现象。

  量化宽松政策（Quantitative Easing）最初由日本央行于2001年提出，一般是指央行通过买入政府、企业债券等途径大量印钞，增加基础性货币供给，向市场注入大量流动性的干预方式。与利率杠杆等传统工具不同，量化宽松政策被认为是政府面对经济困难和通缩背景下的极端措施。次贷危机后，美国经济陷入低谷，华盛顿先后采取两次量化宽松政策，将合计近9000亿美元的资金注入市场以提振经济。而这些超量印发的货币必然在全球各地寻找投资机会，以各种形式进入投资前景更好的新兴市场国家，从而进一步催生资产泡沫，推高物价水平；我国便是这些超印货币的主要流向之一。

  流动性泛滥对我国经济的直接影响体现在两个方面：在消费领域表现为通胀，在房地产等投资领域则表现为资产泡沫。无疑，因量化宽松而引发输入型通胀并非中国独有的现象。大量美元流入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导致这些国家普遍发生了较为严重的货币输入型通胀。去年印度、俄罗斯、巴西的CPI分别达到9%、8.8%、6.5%；今年一季度，巴西、俄罗斯的CPI分别为6.08%和9.5%，全球通胀形势均十分严峻。

  央行频频调整存款准备金率与利率，试图用传统“两率”控制通胀，但效果实难令人满意。因为传统“两率”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货币超印，只能回收一部分流动性；而回收的流动性与央行为对冲外汇储备增长所印发的货币量相比微不足道。以存款准备金率为例：此次央行上调0.5%的准备金率，大约能冻结3600多亿银行资金；但据央行最新统计，短短三个月，我国外汇储备便增长了1900多亿。为了对冲这部分外汇储备增量，央行必须向市场注入约13000亿人民币流动性，是上调准备金率冻结银行资金的3.6倍。

  此外，央行多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给银行业整体带来了巨大压力。今年1月，由于春节临近与上交准备金的双重压力，银行流动性普遍告急，银行间货币市场利率飙升。为此，央行两次重启逆回购，向市场注入3500亿人民币的流动性以解燃眉之急。虽然1月的流动性紧张最终因央行出手而化险为夷，但存款准备金率再次上调后，类似的危机是否还会出现实在令人担忧。可见，仅仅依靠传统“两率”治通胀，实在力有不逮。

  因此，笔者的设想是，要想治理我国现阶段由量化宽松引起的输入型通胀，必须启用汇率政策，以汇率为主、“三率”齐发治通胀，或许才是上上之策。

  当然，人民币汇率的调整事关重大，其背后隐含的世界财富重新分配的问题已跳出了简单经济问题的范畴。但是，美国这些年来一轮又一轮的量化宽松，不断逼迫人民币升值，如果我们只是被动接受升值后果，不主动调整，只会逐步丧失在汇率问题上的主动权，致使外汇储备不断贬值与国内通胀的不断加剧。在中美两国的汇率博弈中，我国是“预则立，不预则废”。所以，我国应变被动为主动，以按自己步调不断调整的升值模式，先发制人，或将化解国内的通胀困局和国外的政治合围。

  具体到解决通货膨胀问题，汇率政策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人民币升值能降低大宗战略性商品进口成本，抵消工业品传导性压力，有效抑制通胀。人民币升值后，石油、铁矿石等大宗战略性商品的进口价格将会有所下降，继而进一步拉低国内生产成本，从而最终起到降低物价的效果，抵消工业品传导性压力，抑制通货膨胀。

  第二，人民币升值能减少贸易顺差，减缓流动性泛滥，并帮助央行消化过高外汇储备。人民币升值后，我国的国际贸易中进口的比例会有所扩大，贸易收支顺差将会减小；同时，我国外汇的流入速度将会有所减缓，这一方面能够减少央行因对冲外汇增量而投入市场的流动性，另一方面也给予央行调整机会，逐步化解过高的外汇储备。这样一个调整过程，也正是我国的输入型通货膨胀逐渐解决的过程。

  而要想“三率”齐发，釜底抽薪，我国就必须构建以汇率政策为主导的新调控模式，在有效解决通胀难题的同时，切实保障我国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作者刘纪鹏系中国政法大学资本研究中心主任，李征系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