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东
16世纪英国的那位政治哲学家霍布斯，如若在天有灵，肯定会震惊于当今国家和政府的规模及力量，已远远超出他对那个一手执剑一手执杖的巨人或怪物——“利维坦”——的想象。更不用说，晚他一个世纪的亚当·斯密了。就连20世纪对市场经济有着坚定信仰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和芝加哥学派，恐怕也想不到政府扩张得如此迅速，以致他们的“有限政府”或“小政府大社会”的理想，如同柏拉图的“理想王国”，越来越成了遥不可及的天边彩虹。
仅从美国国债规模在过去二十年的增长，就可看到霍布斯的“利维坦”是如何疯长的。
1992年，我刚到财政部国债司从事债务管理工作时，全球最发达的美国国债余额限额也就是3万亿美元。然而没过几年，克林顿政府和国会就因为要不要将国债限额提高到5万亿美元而发生了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次联邦政府不得不关门的情况。15年后的2011年，美国国会再次面临法定国债限额在14.3万亿美元基础上是否继续提高的激烈争辩。不到20年时间，美国国债法定规模就翻了5至6倍。
这个数据还不包括美国地方政府和政府性机构的负债。如果综合计算，则美国政府债务规模更是大到令人咋舌。全球其他经济体的情况基本雷同。即使以相对指标计算，比如债务余额同GDP比率，结果也一样。
巨额借债支撑起了不断扩大的政府支出能力，使国家力量有条件渗入到各个角落，也支撑起了越来越庞大的政府。无论是出于政客的“好心”，还是对选民的“取悦”，其实都是为了政客自己的选票，以及日益固化的政府性集团既得利益的维持和增进。
不排除公债对经济增长有一定作用。但过快过量的负债，不管债务人是政府还是私人，都不可持续，最终会危及经济秩序和增长，加重民众的负担。这在拉美国家上个世纪的债务危机，美国白宫与国会围绕国债限额的争斗，尤其是白宫以政府关门相胁迫中，已得到了充分体现。
体现更明显和痛苦的，是欧洲已经暴发并尚在蔓延的主权债务危机。作为人类文明最早奠基者之一的希腊，城邦制国家的繁荣和辉煌，开启了人类公共生活的一种先进方式。但时至今日，那些仍然飘荡在雅典上空和整个人类精神世界上空的古希腊先哲诸神们，看到因无度借债开支而陷入破产境地的后世国度，主权信用评级被降到垃圾层次的CCC级，不知作何感想。毫无疑问，对于后世如此远离他们的“节制理念”，摇头叹息甚至愤怒是肯定的。当然，令他们大失所望的，远不止奥林匹克山周围的众生。
希腊及其他几个类似国家由主权债务危机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已不仅限于本国境内了，因为关涉到欧元这一区域性共同货币的存亡，形成了更大更广泛的负外部性，搅得整个欧洲都难以安宁。
那么，是什么使现代国家能如此肆无忌惮地通过借债来扩张手中的权力，借此增进小团体的利益？是什么确保了他们的负债能力？
是货币制度！是纸质的法定货币制度！
正因为现代国家垄断了货币发行权，将货币制度带进了没有任何贵金属（内在价值体系）支撑的纯粹信用货币时代，霍布斯笔下的“利维坦”，手中剑和权杖的魔力才变得法力无边。货币理论几乎完全变成了米塞斯教授的“交易货币理论”，货币似乎仅仅只有交换媒介职能。
货币发行在逃脱了黄金约束后，已没有了任何约束力。随意滥发货币的权力，使得政府不再担心债务偿还问题。甚至在纸币滥发引起通胀难以为继时，可用“新币换旧币”式的所谓“货币改革”来应付了事。没有了偿债担心，又有哪一个政客会愚蠢到不通过大额举债增加支出，以讨好民众来拉票，取得和维持其执政地位呢？至于以后会怎么样，一向只注重短期自身利益的政客，几乎无不成了那位以“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而著称的18世纪法国路易十五的现代版。
的确，国债不是货币，但两者都是一国中央政府的负债。为了维持一定的财政支出，不用增加即期税收负担便可满足财政支出需要的国债，更易获得政治程序和民众的认可。相比发债，货币发行更具有隐蔽性和随意性。而且，货币发行是化解债务负担的最终手段。当然，有时货币发行也以国债交易作为渠道。然而，在国债与货币这种相互配合相互掩护相互需要地胶着增发过程中，会以货币超量而来的通胀税，严重恶化着国民财富分配，盘剥民众利益，最终也在损毁经济政治根基。
这种状况是否会得到改善呢？对此，我比较悲观。只要纯粹形式的纸币制度存在，国债与货币滥发的恶魔就挥之不去，主权债务危机总会不时爆发。政府在这两重滥发膨胀中不断趋于扩张，然后被迫在一次次破产的混乱中重组。但破产重组的痛苦，依然挡不住国家政府力量的继续扩充。
由此我看，一些投资银行预计黄金价格将会突破每盎司5000美元，不仅不成问题，恐怕还会涨下去。上世纪90年代中期，那位喜欢泡在浴缸里看统计数据的格林斯潘掌控美联储时，黄金价格才每盎司200多美元，有谁会想到10多年后这个老头卸任时，黄金价已涨至每盎司1000多美元了呢？
看来，可以确认的是，借助纸币制度，现代国家政府还会越来越巨型化。不能确认的是，究竟会有什么样的力量能制衡这样的大政府势头。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