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 立

  就在几天前，世界金融界风云人物索罗斯宣布退休了，就连他一手缔造的量子基金也同时宣布清偿外界约10亿美元投资（这被外界普遍解读为量子基金的解体公告）。消息一出，世人把惊讶、疑惑、不解，甚至是多少有些庆幸目光投射到这位或许是百年来最具争议的金融大佬身上。

  中国人认识索罗斯，大多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那场东南亚金融危机开始的，起初对他的评价是“金融大鳄”，认为是他的贪婪摧毁了以“四小龙”为代表的亚洲经济腾飞时代。之后看到他到处奔走呼吁救助东南亚危机受害国，于是将其冠以“伪慈善家”的恶名。直到最近，心胸越来越开放的国人才开始用一种中性的眼光审视他，并将关注的焦点移向他惊人的财富创造力上。

  在评价金融界人物或者机构的时候，我更关注的是隐藏在被评价者身后的逻辑与过程，以及这些过程的科学道理。索罗斯的成功（仅以其赚钱的能力为基准来评说成败）一定有其道理和原因，我更愿意将其成功归因于他的“敏锐与果敢”。

  就以当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为例，索罗斯首先做到的是敏锐洞悉时局。当时，东南亚诸国经济发展已进入“瓶颈期”，最主要的制约因素是产业结构不平衡，单纯依靠自然要素禀赋的对外贸易和旅游产业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对技术创新、材料创新、管理创新起到制约作用，经济发展缺少核心价值及价值创造力。而这些国家为了保证外贸顺差又僵化地实行了盯住式汇率制，这实际上等于将本国经济实力对本币价值的支撑换成了外国经济实力的支撑。索罗斯抓住了这一漏洞，并开始了他“老鼠搬家”似的投资游戏。

  他首先用自己手中的美元拿到东南亚国家商业银行作抵押，以获得这些国家的本币贷款；然后将贷来的货币拿到外汇市场去抛售，买来新的美元资产，再将这些美元资产拿到东南亚国家商业银行作抵押，再贷来东南亚国家本币，再抛售，再买美元，再抵押……周而往复。索罗斯的逻辑是：既然这些东南亚货币被高估，就抛掉它；既然美元相对被低估就买入它。

  现在回过头来总结索罗斯的成功秘籍，有两个关键词值得总结和关注：“主观”与“科学”。说他主观，是因为他没有盲目接受既定的价值评估体系，而是通过主观的判断对资产重新估值，发现低估资产买入，找出高估资产抛出。这种典型的“高抛低吸”战略始终都是索罗斯投资哲学的核心战略。但高抛低吸绝不是索罗斯的专利，与其同时代的投资大师巴菲特的基本理念也是高抛低吸，两者的不同就在于，索罗斯是通过科学逻辑来实现其主观判断的，而巴菲特的主观判断——在我们无法找到其内在逻辑与原理支撑的时候——只能说是一种艺术的力量。换句话说，索罗斯是在主观与科学编制的空间中寻找机会，而巴菲特则是在主观与艺术的世界中自由翱翔，这也就是“索罗斯王朝”与“巴菲特王朝”最大不同。

  然而，虽然两个人同出一个时代，但索罗斯与巴菲特的公众形象却大相径庭，后者的价值投资理念在民众心中是造福大众的天使，而前者的量子基金则摆脱不了“贪婪”、“投机”之类的魔影，甚至被视为金融灾害的始作俑者（大概还是那场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缘故）。那么，我们该如何解析索罗斯的恶魔形象呢？

  索罗斯“制造”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就犹如一场灾难性的火山爆发，但正是这场爆发廓清了金融世界中的错误淤积，使价值的基准重新回归金融世界，也使世人多了一次认识并矫正错误政策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讲，索罗斯不是灾难的制造者，而是以他独特的方式传递他对科学逻辑的认识，并将这种认识以其独特的方式爆发出来。我们在忍受这场灾难带来的痛苦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间享受着灾难带给我们的积极的东西。东南亚金融危机后，各国采取了改进措施，在产业结构调整和汇率制度安排等方面做出积极调整，使经济重回正轨，谁又能说这不是索罗斯的“贡献”呢？

  这里面还有一段小插曲很值得回味，就在那场震惊世界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东南亚国家的错误政策实际上发挥了推波助澜、“助纣为虐”的作用。当东南亚国家发现索罗斯的异常行为时，果断采取行动：提高了本币贷款利率，以此遏制索罗斯的投机行为。这个在经济学理论看来无疑正确的举措，事后证明恰恰摧毁了东南亚国家的金融防御体系，提高利率，无疑加重了市场对东南亚货币贬值的预期，而这正是索罗斯所需要的。著名金融学家莫顿·米勒在一次公开讲演中说过：如果当时这些国家的央行行长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听过他的MM定理的话，也许就不会犯那么低级的错误（注：MM第三定理告诉我们：融资成本不影响投资价值）。

  不管怎么说，索罗斯开创了一个集主观与科学于一体的投资理念的时代，开创了一个彻底颠覆传统经济学理论的时代，开创了一个用火山喷发方式来纠正错误估值体系的时代。这样的时代即使没有索罗斯的存在，也会因其他人的实践、用另一个名字而开创，并在不断进化中完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索罗斯时代”并不会因索罗斯的退休而终结，更不会因量子基金的“退市”而消失，索罗斯时代的精髓还将长久地影响我们的金融生活。

  （作者系哈尔滨商业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工程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