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勇

  7月CPI同比上涨6.5%，创下了37个月新高。于是，一部分专家学者与业内分析人士就预计，本月中旬央行将可能再度加息，以稳定物价。但笔者以为，尽管7月CPI涨幅再创新高，但鉴于目前国内外复杂的经济形势，此时加息实在不合时宜。

  当前的货币政策运行面临着复杂的宏观经济环境。

  从国际经济形势看，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缓慢，主权债务危机风急浪高，致使近日全球股市连续大幅下挫，负面影响深重。由于当前美国经济数据疲软，复苏形势不容乐观，再加上债务上限一再突破，长期主权信用近百年来首遭降级，两房信用评级也遭下调，美联储启动QE3的可能性增强；欧元区债务危机一波连一波，愈演愈烈；日本大地震、大海啸后的生产活动因供应链断裂，零部件等供应迟滞而大受阻碍，经济恢复步伐可能会滞后。所有种种，都加剧了汇率波动和国际热钱的流动，对新兴经济体形成较大的资产泡沫和通胀压力，增加了系统性风险。加之各种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头大升，更增添了世界经济恢复的不确定性。

  正因为美、欧、日三大经济体经济恢复遭遇各自难以克服的问题，短期内世界经济不可能恢复较快增长，这当然将大大制约中国的对外出口和经济增长。何况，发达国家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积聚了较大的资产泡沫和通胀压力。今年年初以来，我国央行逐步加大了货币政策操作力度，开始尝试数量型工具与价格型工具相配合的组合拳调控模式。其中，6次提高法定存款准备金率、3次加息、发行58期央行票据，外加2.5%左右的人民币升值。尽管如此，通胀压力依然不减，上半年CPI同比上涨5.4%，而进入下半年以后，CPI继续走高，迭创纪录。人民币升值、升息等组合拳的推出与CPI同步并进，人民币“外升内贬”现象突出，加息政策并未体现出其应有的作用。接下来，如果货币政策紧缩力度进一步增大，市场担心会导致经济增速下滑过快，加上外围经济形势恶化，或会形成经济滞胀。另外，中国内需增加的基础很不平衡，民间投资和经济内生性增长动力不足，持续扩大居民消费、改善收入分配、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任务非常艰巨，这些也都对调控政策形成较强的制约。

  因此，下一步，管理层需要走出抑制通胀倚重加息政策的思路，这意味着要从宏观大战略出发，制定出切实可行的新措施。

  具体来说，这首先要求提高对通胀的容忍度。不错，7月份CPI涨幅又创了新高，但已属于“强弩之末”。因此，现在政府应容忍通胀继续在高位运行，在金融调控政策上维持现有紧缩力度不变，特别是尽量不启动加息。另一方面，应通过加快收入分配调节机制改革，不仅企业要形成良性的工资增长机制，国家也应通过减税、补贴等财政政策，更多地让利于民，财政支出结构也应更多地向公共支出倾斜，尽可能地增加医疗、社会保险、教育等方面的支出。这样，即便居民即期消费支出增加，但未来支出有了保障，对通胀的容忍度自然也会增强。

  其次，在美国国债信用等级下调导致美国经济增长继续恶化进而抑制中国出口增长的大背景下，中国政府应坚持控制总量的前提，将内部均衡放到优先考虑的位置，加快落实以消费需求为主、扩大内需、降低储蓄率、调整外资优惠、市场开放、扩大进口等一揽子结构性调整措施，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步伐，以此抑制国际收支顺差过快增长势头。

  再次，在中国经济或存在“滞胀”风险的情况下，央行理应改变对流动性被动“收”的做法，代之以“疏”，即通过制度建设疏导过剩流动性，使其有效运用于实体经济，有效运用于中小企业融资，有效运用于农产品供应链金融。而流动性管理中的“堵”，主要就是防堵热钱流入、严格控制“两高一资”项目以及地方融资平台项目的贷款投放。

  另外，积极鼓励企业“走出去”。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企业积极开展海外投资，有利于我国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和两个市场，有利于增强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也更有利于从根本上缓解我国的通胀压力。尤其是当前人民币不断升值的条件下，鼓励企业多用人民币跨境结算和境外投融资，购买海外资产，进而降低收购成本。当然，在企业“走出去”的问题上，要有个科学的海外投资地区的价值定位。就政府部门而言，应进一步加大财政、税收、金融、商贸等政策的支持力度，为企业能尽快“走出去”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 （作者系中国人民银行郑州培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