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支撑中国经济下一个增长周期的红利与要素趋减的情况下，宏观政策调整既要着眼于经济增长、物价稳定、结构调整与民生福祉，更要致力于破解制约经济中长期发展的相关约束条件，尤其是政府管理体制的改革，全面落实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改革思路。

  章玉贵

  从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五大工作任务来看，短期内中央希望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来保持经济平稳增长；中长期来看，中央希望通过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来防止经济大起大落，寻找一种能使经济保持持续活力的增长机制，确保“十二五”期间经济有效增长，民生福祉持续提高，经济战略转型基本完成。无疑，五大任务关键在于各级政府转变经济增长观念，全面升级发展思维，采取切实措施打造以内生性增长为主动力的发展模式。

  今年以来国内外经济形势异常复杂，但放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横向对比层面上看，中国经济发展态势仍不乏亮色。今年前三个季度 GDP保持着9.7%、9.5%以及9.1%的增速，这在主要经济大国中非常难得。但不能不提到的是，今年以来的经济增长轨迹，更大层面上依然沿着既往的路径，如何在增长中加快相关配套制度改革，依然是困扰各级各地政府的迫切命题。笔者认为，尽管“十二五”期间经济或许还是能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但谁都知道，如果不彻底改革增长模式，不全面升级发展思维，增长模式无法实现质的跨越，粗放式的增长其本身的有效性与福利效应不仅不会与经济规模呈正相关，还会导致既有增长模式弊病的进一步恶化；倘若中国经济真的像某些经济学家所说的早在几年前就跨过了“刘易斯拐点”，则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之后，有可能会迎来痛苦的爬坡期。

  另一方面，正如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高度关切的，中国经济面临的可能危险还在于：内外经济的失衡尤其是外部发展环境的可能恶化，使得中国在愈来愈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中，爆发系统性风险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因此，中央特别提到要有效防范和及时化解潜在金融风险，万不可有任何疏忽。否则，中国真有可能在尚未完成工业化和城市化尤其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尚未搭建完毕的情况下，在经济遭受重创之后错过重振的时间窗口；而基于收入差距扩大而产生的社会不稳定又会进一步加大政府的管理成本。事实上，今天的中国，经济不仅存在着严重的内部失衡，外部失衡亦很严重，在这种约束条件下，必须格外小心资产泡沫膨胀之后引致的系统性经济风险。如若不引起足够的重视，局部风险的扩散和累积将有可能演变成系统的经济与金融风险，而民生福利和财富增长的不协调问题已经不再局限于经济领域，如若不能找到有效的对策，很有可能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的定时炸弹。

  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入世”红利和国际产业转移红利之后，如果不能找到促进经济内生性增长的相关动力，不能有效调动各个层面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则今后五年乃至未来十年的增长动力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因此，在支撑中国经济下一个增长周期的红利与要素趋减的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调整既要着眼于经济增长、物价稳定、结构调整与民生福祉，更要正视宏观经济风险不断累积以及经济内外失衡持续加剧的事实，致力于破解制约经济中长期发展的相关约束条件，切实加快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尤其是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全面落实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改革思路。

  笔者曾说过，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应是一种内生性选择，依赖于市场主体基于既有的约束条件追求成长空间的持续扩大。因此，唯有有效经济增长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常态，且基于这种增长路径的财富积累能有序转化为民生福利时，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才有经济学意义和国家意义。

  这些年来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是，政府在推进市场化改革方面仍不彻底，高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未及时实现增长动力的切换，相关改革进展缓慢，尤其是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趋于停滞，已成经济迈向内生性增长的最大障碍。

  因此，决策层在具体的政策施行中不应过于看重短期经济增长势头可能下滑，而是着重思考如何通过确立以经济增长方式转型为主线的改革总体思路，来推进结构性改革。政府理应切实扩大竞争性投资领域，让民间资本参与投资，在提高投资效率的同时也会提供更多就业机会。而为了使宏观领域的政策改革能更好反映出资源的稀缺性，政府亟需消除土地、资本、劳动力和能源等价格方面的扭曲，改变由行政机关定价或者受行政机关影响的定价机制，真正做到由市场来决定价格，反映这些要素的机会成本。

  我们冀望，在明年以及今后一段时期，政府既要通过制度改进和技术创新引领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更要切实把握自身转型的时间窗口，着力推进以政府转型为主线的全面改革，确立政府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形成基本公共产品供给的多元化服务体系；进一步地，通过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以及相关的转移支付，实现财富积累由政府、企业和部分个人向广大居民尤其是弱势群体的适当转移，真正实现藏富于民。（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