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 东

  经济有时像人患感冒，而属季节变换的周期性调整，不会带来多大痛苦。这次全球仍在经历的经济金融危机，却不属这种周期性动荡。世人很清楚，这次危机的最终过去，非得经历全球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历史性变换不可，无论国际货币体系，还是地缘政治格局，都要经历过去150多年来最大的一次调整。相比周期性危机，调整过程自然要长些，痛苦也会更大。

  在美国，这将是一次再工业化和财政重建的过程。这需要提升本土储蓄率，适当下调消费率。无论就劳动力成本以及其他任何一方面而言，这都是更加高端的工业化过程，很可能意味着又一个新型技术突破的时代，而引领下一个经济增长新时代的技术突破，很可能是新能源、新材料和环保领域，即低碳绿色产业。当前，也只有美国具备将这种新型技术大规模产业化的条件和内在动力。

  美国精英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奥巴马政府已将新能源技术的产业化作为寻求经济增长的重大支撑点。但目前却陷入了政党政治互不让步的僵局。世人或许期待着下届政府能在财政重建上能真正起步，但眼下“民主暴力”的政治乱局无论如何都会使美国丧失一些机会，加大将来的调整成本。

  从几年前拒绝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到最近反对成立“绿色气候基金”（为分担减排义务而由有关国家出资成立），都显示了白宫和国会的政治视野越来越狭隘。作为全球最大传统能源消费国和最大碳排放经济体，这种狭隘眼光，不仅减弱美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威信和政治领导力，阻碍全球气候谈判合作机制的建设，也深刻影响美国在新能源和环保等新型产业方面的突破能力，影响到更高端层次上的再工业化和经济结构转型进程。

  欧洲已深陷欧元危机之中。不仅欧元区因主权债务危机而深受折磨，即便由27个国家构成的欧盟也为欧元存废而大伤脑筋。可以确定的是，如果欧元问题处理不好，主权债务危机不可能最终得到有效解决，欧洲经济甚至全球经济都会深受拖累。同样可以确定的是，如果仅在现行欧盟议会、欧盟委员会、欧洲理事会以及德法为核心的欧元区治理框架内，主权债务问题不可能得到解决。不能确定的是，欧洲精英们是否具备足够智慧，改进欧元区进而欧盟的治理机制，使其过渡到能适合并保障单一货币生存和正常发挥作用的体制。

  欧洲人只能就以下两个选项择其一：要么放弃欧元，恢复各国原有货币，以换得民主国家的完整主权及其行使；要么，放弃相当一部分主权，至少是财政决策权，成为一个联邦制或邦联制政治实体，进而保住欧元。而财政权力恰是国家主权的核心。财政权力的统一，也就意味着欧元区各成员国已丧失了国家主权。而这一选项，在欧洲民众中存在着很大难度。无论是德国、北欧富国，还是南欧外围国家，都对彻底的相互认同和主权融合，存有很大的心理、文化和历史障碍，更不用说，这种统一和融合势必会影响到北欧富国几代人的福利。

  二战之后，借助“马歇尔计划”，欧洲精英们下决心从煤钢联营起始，到经济共同体、汇率协调机制，再到1998年的单一货币机制，都是欧洲在新时代以和平方式探求一体化的努力。这种和平探求是可贵的，也卓有成效，至少已在形式上建立起了一个类似联邦制的政治协调框架，无论是经济矛盾还是政治冲突，能有一个合作协调机制保障各成员国讨论洽谈，这无论如何都是应当给予高度肯定。一个和平稳定与不断发展的欧洲，对全球各个角落都是福音。

  如果这次主权债务危机，及其带来的对欧元机制的再认识，能促使欧元区在经济和政治上进一步一体化，将是欧洲的一大进步而不是倒退。这就要看精英和民众的智慧和胆略了。当然，智慧有时也是在外在强大压力的催动下才产生的。但无论是否具备应有的智慧，也不管欧元是存是废，相当一部分欧元区国家都必然主动或被动地经过一轮大规模结构调整：产业的充实化，社会福利的适当下调，都将不可避免。

  日本经济陷入停滞已20年了，迄今仍然不见大的起色。日本资本市场日渐滑落，尽管最近宣布了东京证券交易所和大阪交易所合并，但正如英国《经济学家》的评价，也仅是“新瓶旧酒”，因为资本市场甚至金融中心是由经济增长决定的。

  然而，不同于欧美的是，尽管日本国债余额已占GDP的200%，但民间储蓄充裕，高端制造业和相关产业仍然殷实而强大。几十年来所形成的一系列产业组织方式和经营管理机制，仍然相当有效。日本在新能源和节能环保方面的技术实力与潜力，也不能小视。

  只是，日本似乎越来越显示出不愿搭上中国这个最邻近也最充满活力的经济快速增长列车。如果东京一味让华盛顿牵着鼻子走，在东亚地缘政治格局中不时制造事端，或者在环太平洋区域内，醉心于美国倡导的所谓“跨太平洋自由贸易区（TPP）”，热衷于遏制中国增长，而不是互补共荣，无论日本现有产业所需要的市场，还是新技术的大规模产业化，都将受到阻碍，至少难以获得有效发展的足够动力。

  （作者系中央财经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