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林毅夫教授的新结构经济学论著

  ⊙袁 东

  迄今为止的主流经济学，解释和分析主旨在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及市场自身的平衡机制，而这一机制又基本取决于政府行为，所给出的政策建议也是如何在规范两者各自行为的基础上，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

  如果从亚当·斯密算起，在一个多世纪的古典经济学时代，经济学家们探讨的基本是各类生产要素特性，这些要素如何在价格机制驱使下有效配置，并集合成生产力，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经济增长。如何将政府权力限制在弥补市场机制不足的适当定位上，也是古典经济学家们所关心的。

  从马歇尔开始到现在，可以说是新古典经济学占主流的时代。以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为核心的一整套新古典方法体系，仍是当今经济学的标准方法。即使看上去对新古典经济学持强烈批评意见的凯恩斯经济学，实际上也是新古典方法运用的结晶。无论是消费与储蓄倾向，边际与乘数概念，还是充分就业分析，无不是新古典经济学概念范畴与均衡分析框架。只不过凯恩斯认为，以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为集中体现的政府行为，在恰当时期以恰当的方式发挥恰当程度的作用。政府因势利导的作用，在凯恩斯看来，应当在经济学分析上得到认可与重视。

  以认同政府的作用是否应更积极为标杆，新古典经济学在思想与政策建议上被分为了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古典经济学家基本属保守主义者。他们之所以有限制政府行为的保守倾向，也许基于当时市场机制的自发性与根本性，以及他们对政府权力易于膨胀和滥用的担心。至少过去两个多世纪的现实验证了古典主义者的担心。虽然很多实证研究从两者高度相关性上表明了政府扩张的合理性，但也有研究显示，市场机制被扭曲也是实实在在的。

  不管是欧元主权债务危机，还是美国危在旦夕的“财政悬崖”，都是政府规模快速扩张和日益加深的干预所带来的市场扭曲所致。至于除此之外的发展中经济体，政府行为的肆虐及其带来的波动，就更突出了。正是这种政府规模更易于扩张而更难于把控的现实，使得新古典经济学始终强调限制政府的理论与思想，才更有现实意义。相比发达经济体，发展中经济体的政府规模与作用相对更大些，尽管在经济学上存有争议，但从占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上很难得出肯定的结论。

  从上述视角来看学界最近围绕着林毅夫教授“新结构经济学”的争论，可能更有利于正确认识一些理论与现实问题。林教授的要义完整体现在他最近出版的《繁荣的求索》中。这是他担任四年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实地考察众多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是低收入经济体后，结合多年的经济学研究，所写的理论与实际结合最为紧密的著作。这无疑是本极具分析价值和政策思想性的经济学文献。这是首先应给予肯定和认可的。

  林毅夫在这本书里将结构特征及其变迁作为经济发展分析的核心，强调要素禀赋及其决定的比较优势在选择产业和发展战略上的至关重要性。他认为，与比较优势一致的产业发展之路，在使一国经济具有竞争性的同时，不断扩展市场范围与生产可能性边界，逐步积累足够多的剩余，促使其要素禀赋结构得以变化，从而带来产业升级与产业多样化，日渐走向发展、赶超和繁荣。这是发达经济体和成功新兴经济体的经验，也是低收入经济体应当学习并遵循的发展路径。

  其实，无论是要素禀赋，还是对比较优势的强调，都是林毅夫一贯的经济分析重点和思想主张。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亚洲“四小龙”和过去三十多年的中国经验，已使他对这种分析路径和思想深信不疑，四年世行职业经历中对众多低收入经济体的切身观察，估计更加坚定了这种信念。只是，在所有这些理论概括和政策主张的陈述中，他都强调了政府作为因势利导者的角色及其重要性，这恐怕是引发争议的根本点。不过，林毅夫在这本书中并没有大政府的主张，而仍然一再强调市场机制的基础性和根本性。当然，也很难将他确定地划入上述意义上的保守主义者或者新自由主义者。因而，这不应该成为人们对这本书和其政策思想的争议点。

  笔者想提醒的是，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仍在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框架内探索。诚如他在书中所坦承的那样，他所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只是“关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及其变迁的新古典方法。” 他所运用的概念、范畴、分析范式，完全是新古典经济学视野内的。

  实际上，作为其分析核心的要素禀赋，也是古典经济学的核心，尤其是被亚当·斯密所强调，只不过，林毅夫将斯密提出而被后世学者忽视的“基础设施禀赋（公共工程和制度）”重新拿出来强调而已。他的比较优势理论，早在古典学者李嘉图那里有过比较充分的分析和强调。林毅夫有关通过优先发展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逐步积累剩余和资本，来逐步提升要素禀赋和产业结构，“进口替代”在这一过程中得以水到渠成，并未完全超越新增长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却有其新颖之处，也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成功和不成功发展中经济体经验教训的总结。

  林毅夫对基础设施（一个国家的硬件与软件设施）的强调，特别是作为集体行动的政府行为在提供、协调和改善基础设施中的作用，甚至是不可替代的角色，仍是新古典框架内的凯恩斯经济学与公共财政学的内容。

  如此说来，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也可以被认为是“新古典综合学派”的范式、套路和思想。因此，评价焦点应于是不是林毅夫自己说的“新瓶装新酒” 。综观全书和以往所能读到的林著和论文，尤其是他坦承仍然运用的是新古典方法，还看不出“新瓶装新酒”。

  就政府的角色而言，林毅夫预设了一个前提，这是凯恩斯经济学所预设的，那就是政府自然而然地会在应有的时间就应有的问题与任务，予以应有的正确而及时的识别，做出应有而恰当的反应，采取应有的措施，并使之得到有效实施，取得了同预期一样的效果。这一预设无论如何都是非常脆弱的，已被迄今为止的新古典经济学所一再驳斥。这无疑影响到了林氏理论的说服力，却也给出了一个世人仍未解决而一直在探讨的问题：如何使政府能尽可能地公正而有效？经济学难以对此给出完整的答案，这种探索超出了经济学的能力。但可以确认的是，政府规模与其公正有效性并非正相关。那么，限制政府规模与权力扩张就是减少问题尤其是市场机制被扭曲的一个简单明了的原则，而这正是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所一直坚持的。

  只是，越来越值得提醒的是，经济学已有研究忽略了社会机制。现实是，市场、政治与社会是组织和调节人类生活的三大机制，社会机制当然对资源配置，以及秩序的确立、维持与改善，进而经济效率有着独特的功能。因此，如果经济学要想有所突破，就不能仅只关心市场机制以及如何处理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而需要综合研究市场、政府、社会三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