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威尼斯商人》看白银价值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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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大概发现于5000多年前，历史比黄金短，命运则始终与黄金纠缠不休。在西方，这两者的价值关系并非一成不变，白银也曾一度贵过黄金。随着冶炼进步及美洲银矿的发现，白银源源不断流入欧洲与亚洲，最终倾覆了东西方世界的原有秩序。
在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时代，威廉·莎士比亚写成名剧《威尼斯商人》，那时贸易与商业已然热络，银币的作用变得更加重要，从这出剧也可看出金钱关系如何改造了资本主义时代。
后人考证，《威尼斯商人》成书于1596年到1597年之间，对应着中国明朝万历二十四年与二十五年之间，这出戏不仅有关友谊与爱情，也有关货币与资本主义的秘密，剧中对金银关系的描述极多。犹太高利贷商人夏洛克对“我的银子”、“银钱”念兹在兹，让金子银子“像母羊生小羊一样地快快生利息”。女主角鲍西娅的父亲安排求婚者在金、银、铅三匣之中选择，金匣上刻着 “谁选择了我，将要得到众人所希求的东西。”，银匣上刻着“谁选择了我，将要得到他所应得的东西。”铅匣上写着“谁选择了我，必须准备把他所有的一切作为牺牲。”
选对的人，便可以跟她成亲，而实际上价值低微的铅盒子才是正确的选择。在求婚过程中，价值成为人们选择的主要动机，有人选了金匣子，理由是金子价格高昂：“那么她会藏在那价值只及纯金十分之一的银匣子里面吗？啊，罪恶的思想！这样一颗珍贵的珠宝，绝不会装在金子低贱的匣子里。英国有一种金子铸成的钱币，表面上刻着天使的形象；这儿的天使，拿金子做床，却躲在黑暗里。”
而鲍西娅的心上人选择铅盒子，指斥黄金白银：“你炫目的黄金，米达斯王的坚硬的食物，我不要你；你惨白的银子，在人们手里来来去去的下贱的奴才，我也不要你。”
抛开对莎翁戏剧的艺术分析，从金融史的视角去寻觅，那时黄金与白银的价格远没后世那么高，而当时欧洲白银的使用频率高于黄金。无论东西方，由于价值相对低廉，白银在大部分时间的使用要比黄金广泛。
白银大概发现于5000多年前，历史比黄金短，而其命运则始终与黄金纠缠不休。在西方，这两者的价值关系并非一成不变，白银也曾一度贵过黄金。马克思曾经写道：“银的开采却以矿山劳动和一般较高度的技术发展为前提。因此，虽然银不那么绝对稀少，但是它最初的价值却相对地大于金的价值。”随着冶炼进步以及美洲银矿的发现，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欧洲与亚洲，最终倾覆了东西方世界的原有秩序。
值得反复强调的是，即使在号称古典金本位的17世纪之后的200年间，白银也并没有彻底退出历史舞台与日常交易。在西方，黄金对于白银的优势其实是缓慢地、逐步地确立的，最终在19世纪尾声得到确认。由此可见，同为贵金属，黄金白银的货币化进程直到18世纪才分道扬镳。
有意思的是，对比之下，白银的命运有所不同。在中国，早期白银使用得并不多。秦始皇统一币制之际，将全国货币规定为三等，白银并不在货币其列，“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三等，黄金以镒名，为上币；铜钱识曰‘半两’，重如其文，为下币；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即使到了司马迁生活的汉代也还如此，白银在汉代多数时候是作为储藏之用，也就汉武帝与王莽时期例外。不过，汉武帝的“白金”是以白银为主要成分的银锡混合物，而王莽的所谓白银则是实在的白银。
王莽改制，币制是重要的一块，因关系民生，因而影响很大。王莽四改币制，所造“大泉五十”的重量是西汉五铢钱的2.5倍，价值却规定为后者的50倍，以此应对财政危机。王莽对民间私铸钱币的管制十分严厉，甚至禁止民间持有铜、炭，以防止私铸，但即使定罪“私铸钱币者死”，也不能完全禁止民间私铸。钱穆认为，复杂而紊乱的币制使百姓愦乱，并造成“农商失业，食货俱废”。货币不能流通，为王莽最大之秕政。
打击私铸如此不得人心，实施效果不佳，扰民无数，足见法律需要有人情基础。王莽改制的失败，导致了实物货币的流行。据《后汉书·光武帝纪下》记载，“王莽乱后，货币杂用布、帛、金、粟。是岁，始行五铢钱。”这里的“金”通常被认为金银并行，金银从此作为流通物，这或许算得上是王莽币制改革的遗产之一。
魏晋以降，源自佛教文化等外来文化的影响，黄金白银开始受到欢迎；除了铸造佛像及佛寺饰物等宗教用途外，黄金也用来赏赐、打造饰品，当然也作为铸造货币之用。魏晋南北朝时期，黄金的普及使用，导致了黄金的不足，白银因此作为补充使用，从此用银量逐渐增加。金银的普及，外来影响不可忽视，一是佛教建筑多用黄金，二是国际贸易，“由于丝绸之路上的一些国家如大月氏、安息、大秦、南天竺、扶南等国均重视使用金银，同中国的交、广地区全用金银交易”。
我在货币史新著《白银帝国》中考证，白银货币化是一个演进的过程。唐代，金银更多为上层使用，更多带有商品性质。两宋之后，黄金主要作为储藏与大宗支付手段，而白银则进入民间，与钱并行使用，金元之后更是如此。白银在中国的作用日渐重大，最终将中国塑造成了最大的白银王国。
（作者系青年经济学者，近期出版《白银帝国》，微信公号“徐瑾经济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