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超独大的
东京何其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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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日本的人口就开始减少了，但东京及东京圈的人口却处于持续增长中。在战后复兴期和高速增长期，日本各地都有大量人口涌入东京，遂使东京人口超过全国的十分之一。
如今日本经济规模退居全球第三，但要论城市经济规模，则东京一骑绝尘，纽约、洛杉矶、伦敦和巴黎均难望向背。东京都GDP在2013年就达到9312亿美元，如作为国家排名，可列第16位，高于印尼，而印尼人口超过2亿。
几年前日本的人口就开始减少了，但东京及东京圈的人口却处于持续增长中。在战后复兴期和高速增长期，日本各地都有大量人口涌入东京，遂使东京人口超过全国的十分之一。虽然日本其他大城市和欧美大城市也在同期出现了人口流入现象，但势头远不如东京。1990年—2005年，流入东京市区的人口猛增333万，而同期流入纽约市区的人口为56万。
与人口不断增加相伴的，必是各种资源要素不断向东京积聚。例如，此前日本国立剧场已设在东京了，就因在闹市区新宿腾出了一块地，于是又兴建了新国立剧场。虽然开工前各地也有议论应将其建到其他城市去，但决策者对类似议论不屑一顾。
东京的一超独大还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公司总部高度集中。年盈利在10亿美元以上的大企业总部，东京拥有613家，而纽约为217家。过去总部设在大阪的三和银行（现为三菱东京UFJ集团）、住友银行（现为三井住友银行）、日清食品、住友金属、住友商事、丸红商社、三得利等银行和公司，如今均已将总部迁至东京。尤其综合商社，目前7大商社均已在新世纪相继迁入东京。
新兴产业向东京积聚的势头更为惊人。目前日本90%的IT产业都布局于东京，信息通信业上市企业的83.1%均在东京。在金融领域这一现象也相当可观。例如证交所，原来除东京以外还有好几家，但神户证交所早在1967年就歇业了，2000年新澙证交所和广岛证交所也相继关门大吉，相关业务转入东京证交所。就交易额而论，早在2003年东京证交所就占了全国的95%，其他证交所只不过是陪衬而已。期货市场也同样如此。2010年设在名古屋的中部商品交易所已难以为继，正考虑与大阪的关西商品交易所合并，但经济产业省不同意，该省认为，商品期货市场的功能应集中在东京。
外资也是如此，诸如高盛、德意志银行、摩根士丹利这些国际金融巨擘，与三菱和三井等财阀集团都拥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一旦离开东京马上就会没了方向。此外，像IBM、微软、甲骨文等全球著名企业及路易·威顿、爱马仕等国际一流品牌，也都在东京安营扎寨。
至于交通领域，除了山阳新干线和北陆新干线，其他6条位于本州的新干线均以东京为起点，全日本很多地方至东京的时间均控制在3小时内，以致新干线形成了明显的“吸管效应”，推动了各地人力其他各种资源向东京积聚。国际航班主要集中在东京成田机场，国内航班则集中在东京羽田机场，如今这两大机场均已呈饱和状态，不建新跑道根本无法安排新航线。
皇室在明治维新时从京都迁徙至东京，今天皇及皇室成员的活动基本都在东京。过去明治天皇、大正天皇和昭和天皇均在京都“御所”举行登基典礼，但明仁天皇就在东京皇宫举行了即位仪式。
各种资源如此高度向东京积聚，当然会产生显著的规模效应，但弊端也显而易见。在东京圈上下班的通勤列车，早被形容为“痛勤”。虽然铁路部门采取了种种对策，效果却不尽如人意，这也降低了生产率。另外，东京过度集中势必导致地方资源过于稀缺，两者严重失衡。这显然不利于均衡发展。资源在东京高度积聚，也势必导致地价的攀升。
过于集中更造成东京的极度脆弱。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几乎将东京夷为平地，而那时东京资源集中度与今天不可同日而语。2011年的日本东北大地震，东京遭受的直接损害很有限，但核电站泄漏事故导致核电站终止运行，已对东京电力供应造成了很大影响。而今后30年内东京地区发生大地震的几率在70%以上！
将迁都列入议事日程，在上世纪下半叶就逐渐成为热门话题，并多次就此问卷调查征询国民意见，相关部门还列出了新首都的选择标准，如应离东京在60—300公里范围内，新干线车程在两小时内，拥有国际机场等。但由于所需资金过于庞大，工程过于浩大，此事不了了之。
早在上世纪60年代，池田政府就提出开发“太平洋带状地带设想”，其后多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也都提出类似指导思想，1987年出台的“第四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明确提出建设“多级分散型国土”，上世纪末及本世纪的一系列开发规划，也都要求推动均衡发展。虽然也有些公司和政府机关从东京迁往邻近各县，但大公司总部却继续向东京集中。
（作者系知名日本问题专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