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人口与人才支撑体系

□章玉贵

近期，有关中国人口问题的讨论与政策措施备受关注，包括人口出生率、人口结构以及国家和地方为应对出生率较低和人口老龄化问题而出台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等，显见国家和社会越来越从战略层面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来求解与关注人口问题。

尽管有不少人对去年全国人口出生率首次跌破1%的数据感到意外，但是在长期观察中国人口增长趋势的研究者看来，则是迟早要出现的现实问题。民众之所以对这个问题格外关注，是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中国人口红利的趋减，乃至在将来某一个时间点会消失。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中长期发展而言极为重要。众所周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在改革开放40余年来保持年均8%以上的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改革开放带来的市场活力与相关发展红利的释放，尤其是以人口红利、“入世”红利以及国际产业转移红利等为代表的三大红利的支撑。

相关研究表明，中国经济的有效增长在更大程度上是基于资源优化配置的内生性选择结果，尤其是“入世”大大激活了市场主体的营商禀赋与参与全球资源配置的积极性。加上FDI的推动，以及在民营经济、外资企业的效率辐射和市场竞争推动下，国有企业与国有资本的改革持续深入推进，引致经营效率不断增进与国有资本能级不断提升，共同构成了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持续成长的最重要支撑。而最近几年的相关研究进一步显示，中国经济增长越来越取决于以知识、信息、数据、研发或创新等所产生的规模收益递增以及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增长等核心内生变量的推动。

不过，在上述内生变量中，人口与人才始终是不可替代的基础性要素，甚至放眼世界也是如此，这也是国家和社会极为关注人口出生率、老龄化以及人口质量的出发点。其实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已经在提示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严峻性，当次的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内地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总量为1.78亿，人口老龄化水平达到13.26%，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2.93个百分点，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8.87%，比2000年人口普查上升1.91个百分点。而第七次人口普查得出的数据将老龄化问题的严峻性提升到新的临界点：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6亿，占总人口比重达18.7%，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1.9亿，占13.5%。出生率降低的直接结果是人口年增长数趋减，从2018年的530万降到2019年的467万以及2020年的204万。不过中国仍可从日渐消减的人口红利中获益。但随着“刘易斯拐点”的真正来临，意味着中国经济必须进行增长方式的彻底转型，必须着力提升人力资本的增值和全要素生产率以抵消人口红利的消减带来的相关缺口。

另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我国在人均收入水平尚处于中下水平阶段进入到资本深化过程，未能充分利用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较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以更有效地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技术进步与技术应用方面的进展相对滞后，使全要素生产率（TEP）在1995年以后未能得到显著提高。例如，在衡量资本配置效率的关键性指标——增量资本产出率方面，在过去一段时期出现下降态势；而作为考核企业经济活动重要指标的全员劳动生产率，尽管最近一些年来有了较大提高，但与国际领先指标相比仍然较低。2018年，中国全员劳动生产率（按2018年平均汇率折算）为17529美元，是人均GDP的1.79倍；同年美国全员劳动生产率为132344美元，是人均GDP的2.11倍。当年，美国全员劳动生产率是中国的7.55倍，即便是经济最发达的上海，2018年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折算成美元也只有36948美元，相当于美国的28%。当然，如果按世界银行公布的购买力平价GDP数据测算，1952年，美国全员劳动生产率是中国的66.5倍，到了2018年，这一数字已经缩小到4.03倍，说明中美之间的差距呈现大幅缩小态势。总体而言，中国企业职工创造价值的能力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乐观预期，中国在出台“三孩”生育政策以及各地采取富有特色的支撑保障措施之后，我国有望在“十四五”末期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福利经济学”，包括国民收入出现显著提高，高质量的教育和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成，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不断升级，公共资源广泛覆盖与服务能力相应提升，城镇公共服务向农村延伸，以及城乡协调发展能级的提高等，进而在更高层面上推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实现对经济可持续增长的有效支撑。

中国要在“十四五”时期实现从要素驱动的高速增长阶段转向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阶段，既要保持适配性的投资规模与较高的资本积累，更要重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促进劳动力要素合理流动、保持高素质人力资本的持续供给，尽快改变社会一般人力资本和专业化人力资本之间的相互脱节现象，特别要注意提高专业化人力资本的积累水平。如今，人才强国战略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各地正在探索适合国内外人才发展的人才工作机制，完善人才政策体系，建立健全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人才资源配置机制以及有利于人才集聚的政策措施，营造有利于高端专才工作的综合支持体系，由此带来的创新与营商禀赋的进一步激活，将与其他生产要素一起形成能使经济保持活力的增长机制。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上海市政协议政咨询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