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建立起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

□骆振心

随着能源电力供应保障的加强，电力短缺的局面正在逐步缓解。回过头来分析这次全国性电力紧张的原因，除了能源结构上存在的短板外，一个重要原因是“两高”项目的无序扩张，导致了电力需求的急剧上升，大大超出了电力的供应能力。为了避免重走资源消耗粗放发展的老路，应建立起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为经济的绿色发展搭建起制度的基础框架。

从公开渠道反映的情况看，在严格的环保督察和能耗“双控”限制下，地方上马“两高”项目的冲动仍然较大。比如，某省在未完成“十三五”碳排放强度控制目标的情况下，今年水泥熟料等高耗能行业有12个在建项目，产能高达1734万吨，是“十三五”增量的2.9倍。

实际上，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能耗限制政策的出台力度，并且对项目环评的执行也较为严格。地方“两高”项目之所以会再次大规模上马，主要原因有多个方面：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导致了供需错配。疫情全球大流行让一些世界性生产基地的生产突然中断，而市场需求仍然存在，从而推高了钢铁、有色等大宗商品的价格。其中，比较明显的就是电解铝。电解铝的最大成本是电，属于典型的高能耗产业，东南亚是电解铝的重要生产基地，由于遭受疫情重创大面积停产后，伦铝的价格连续上涨。在铝价格节节攀升的巨大诱惑下，国内不少地方也开始积极上马电解铝项目。二是地方经济发展存在路径依赖，打破锁定效应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新形势下，要降低单位产出的能耗，不能再走过去依靠资源消耗的粗放式发展老路，必须要靠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不断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而不少地方的产业结构依然过“重”，产业转型升级艰难，在爬坡过坎阶段遇到阻力后，习惯于延续扩大产能的老办法。三是在管理上还存在问题，能耗双控的计划与项目规划之间的衔接不够精准，导致部分项目上马存在短期性和盲目性，甚至还有一些项目是未批先建，游离在政策监管之外。

针对“两高”项目回潮，中央有关部委迅速采取了有力措施，对不符合政策的项目依规采取停工、停产整改等措施。在强力行政调控下，“两高”项目正在得到有效遏制，不会减慢我国经济绿色发展的进程。由于地方政府的政策目标是多重的，在某些阶段可能还会出现相互矛盾，需要加强统筹平衡。当前各地经济运行仍面临一定压力，然而无论是稳定社会就业，还是保障民生事业都需要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速，因此稳增长是重中之重，但是稳增长并不意味着恢复落后产能，经济的增长是建立在绿色发展的基础上，根本的办法是培育新的经济动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通过对冲来保持转换过程平稳，确保经济不失速。

近年来，在广泛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的基础上，有关部委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比如建立生态补偿机制、成立碳交易市场等，通过经济制度安排，运用激励手段来改变地方政府和企业行为，推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并取得了一定积极的成效。今后，这些举措还需要在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拓展，围绕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增强政策的系统性，为经济绿色发展搭建起制度的基础框架。

一是实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要对生态产品进行合理的定价，把生态产品市场引入到经济体系中来，给高能耗、高排放企业增加生态成本，让提供生态产品的地区和企业实现良好的经济收益，从而改变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

二是把生态和环境保护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拓展财政横向和纵向的转移支付体系，最大范围覆盖到全国各地区。对原生态产品，应以保护和提升价值为导向；对衍生生态产品，要通过财政补助、绿色金融、税收减免等多种方式降低生产成本，大力推进生态产品开发交易。

三是加快推进生态系统生产总值（GEP）的试点，总结好经验，并逐步在全国推广。GEP反映的是一个地区生态系统的生态效益与经济价值，可以有效评估地方环境保护的效果，从而更有利于把生态产品的生态价值转化为经济效益。

四是实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归根到底还是要靠科技创新。各地方政府发展科技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充分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作用。政府的作用在于组织重大科技力量，依托国家实验室和重点实验室体系，对基础研究和关键共性领域进行联合攻关，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作用，集中力量实现更高效的研发。同时，各地方政府还要创新产业政策，把科技作为产业政策的重要元素，引导地方根据各自禀赋和优势，在主导产业上加快科技创新，不断改进基础材料、生产工艺、产业技术，围绕产业链做深、做精，提高企业在价值链上的位置。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财经分析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