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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四大行高管密集更迭 呈现年轻化专业化两大趋势

2024-03-20 来源:上海证券报

◎记者 马慜

当前,国有四大行正处于“新老交接”的关键阶段,新一轮高管更迭拉开序幕。

近日,建行任命张金良为党委书记,同时免去田国立的党委书记职务。此前,工行董事长陈四清到龄辞任,继任者为行长廖林。在董事长渐次落定后,截至目前,建行、工行、农行行长仍然虚位以待。

围绕“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目标,摆在继任者面前的头等任务是带领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做大做强。而在“新老交接”之后,新晋掌舵者们能否做好全方位衔接,引领国有大行当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尤为关键。

董事长渐次落定后 行长有待补位

今年以来,国有四大行已有近10名高管发生变动。

据悉,待走完相关必要程序后,张金良预计将出任建行董事长,行长接任人选有待公布。与建行类似,工行董事长、行长发生变更,2月1日,工行董事长陈四清到龄辞任,继任者为行长廖林,新任行长尚未披露。农行行长一职则已空缺三个月,去年12月,农行行长付万军赴任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行长一职暂由董事长谷澍兼任。

中行董事长、行长暂未调整,不过近期高管也有变动。今年2月,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刘进调任中国银行,董事会已同意聘任刘进为副行长。此外,中国银行监事长张克秋到龄退休,同时聘任卓成文担任董事会秘书。

截至目前,工行、建行、农行三家大行行长均为空缺。业内预计,在经过必要的干部考察程序后,行长人选将很快补位。按照惯例,行长通常为内部提拔、外部调任,此前也有“金融副省长”回归金融系统的先例。

一直以来,国有大行保持着高管互换的传统,例如农行深圳分行行长姚明德赴工行担任副行长。国有大行还向金融系统输送多名高管,3月15日,工行副行长张文武拟出任中信集团总经理;1月22日,工行个人金融部总经理曾琪出任中信集团党委委员,拟任副总经理;1月10日,崔勇辞去建行副行长职务,转战光大集团担任党委副书记、副董事长。

金融高管选拔呈现两大趋势

近期金融干部的选拔呈现出年轻化、专业化趋势,这一方面由金融行业的特性所决定,也透露出新的用人思路。

当下,金融科技浪潮席卷着银行业,干部年轻化将为高管队伍输入“新鲜血液”和先进经验。虽然“60后”在国有四大行高管队伍中占据主流,但是越来越多“70后”获得拔擢,其中亦不乏“75后”。例如,姚明德出生于1970年,在农行工作多年;张文武出生于1973年3月,年仅51岁;刘进出生于1976年,年仅48岁。

“务实、低调、有想法、专业度高”是近期被任命的金融干部概貌,这也与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精神一脉相承——要坚持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标准,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金融干部人才队伍。

例如工行董事长廖林具有丰富的银行风险管理经验,曾担任工行、建行首席风险官。建行党委书记张金良拥有在多家主要银行的任职经历,曾在光大银行担任行长,在邮储银行担任董事长,并在任期内推动邮储银行A股上市。

新起点上的新使命

国有大行堪称“金融重器”,亟待激发出新的活力。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支持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做优做强,当好服务实体经济的主力军和维护金融稳定的压舱石。

站在新起点上,国有大行重任在肩。然而和整个银行业一样,国有大行也面临利润增速放缓、净息差下行、资产质量承压等考验。

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国有四大行积极寻求破局之道,施展资产负债“平衡术”。虽然国有四大行看似追求“大而全”,但有着各自的战略侧重。就在2023年三季度,四大行的资产规模排位发生了微妙变化——工行依然居首,而长期位居第二的建行被农行反超。截至2023年9月末,四大行按照资产规模排序依次为:工行(44.5万亿元)、农行(38.7万亿元)、建行(37.8万亿元)、中行(31.8万亿元)。

对于这一现象,有国有大行人士认为,这是因为农行依托深耕城乡的发展定位不断“下沉”,市场份额在不断提升。也有业内人士表示,快和慢是相对的,虽然建行近年来在部分领域的业务有所收缩,但是从科技能力上看,未来建行仍有希望重回第二。

当下,银行业“内卷”愈发凸显,金融资源正在向头部集聚。近年来,在“以量补价”的策略推动下,国有大行规模扩张保持较快水平,行业集中度持续提升。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末,大型商业银行总资产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比例已升至42.4%,较2018年末的36.67%提高了5.73个百分点。

国有大行的分量更重了,这也意味着高管肩上的担子更沉了。从金融大国到金融强国,国有大行要肩负使命、迎难而上。强大的金融机构如何构建?且看国有大行未来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