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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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李席丰看来，项目成熟度和配套资金落实情况，是影响资金落地的重要因素。前期手续属于项目开工的前置条件，手续不完备，资金到位后也难以实质性开工。对于需要多渠道筹资的项目，国债资金之外的配套资金能否及时落实，同样影响建设进度。

因此，判断政策效果，既要看资金拨付了多少，也要看项目推进了多少、带动了多少新增需求。李席丰建议：投资端重点关注项目开工率、工程量完成进度、配套资金撬动比例等指标；消费端则可跟踪补贴兑付规模及其带动的消费增长。娄飞鹏认为，还应关注资金拨付进度与工程进度是否匹配，以及设备购置投资、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等产出指标。

加快落地，也要兼顾项目质量。娄飞鹏表示，应推动具备条件的项目及时开工，合理安排资金支付，避免为赶进度而突击花钱、降低项目质量，让支出进度与建设进度相适应。

持续释放政策效能

发行收官后，超长期特别国债对经济和市场的影响，将更多体现在财政支出节奏与资金使用成效上。

从市场资金供求看，李席丰认为，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结束后，相关缴款对银行间流动性的扰动将逐步减轻。财政资金加快支出，则有助于资金回流银行体系，为流动性提供支持。

不过，债市后续走势还需结合经济修复情况判断。娄飞鹏表示，资金落地将进一步带动需求改善和物价回升，也可能对利率形成向上的影响，需要综合观察短期供给变化与中长期基本面变化。

对于资金的跨年度使用，娄飞鹏提醒，“两重”“两新”资金性质和管理规则不同，不能简单套用“年底统一收回、不结转次年”的说法，应根据具体资金管理规定和项目建设进度安排使用。

着眼明年，受访人士认为，应把项目储备与资金安排统筹起来，减少“资金等项目”和“项目等资金”。李席丰建议：加强超长期特别国债与地方政府专项债等财政资金的衔接，厘清支持范围，避免重复安排；推动成熟项目依法依规承接可用资金，储备项目提前开展审核，使项目进度与资金下达时点相匹配。

娄飞鹏表示，要形成储备一批、申报一批、实施一批的项目梯队，完善资金分配、绩效管理和结转机制，既保障在建项目接续推进，也为新项目落地创造条件，提升积极财政政策的连续性和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