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贵

  毫无疑问，在达沃斯论坛上，美欧财经与政治领袖的表情更多时候是焦虑。例如，带着去年第四季度3.2%的经济增速来到达沃斯的美国财长盖特纳，明显底气不足，也不再为美国在金融体制上的犯错辩护，而是坦陈美国在金融监管方面的失责是导致本轮经济与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并给美国和世界经济带来了很大伤害；深陷衰退泥淖的英国，其年轻首相卡梅伦早没了刚上任时的意气风发，而是在有点情绪化地声言要杀死巨额主权债务这个魔鬼，并发誓要在消减赤字和促进增长这两根钢丝上同时行走；倒是从来不甘寂寞的法国总统萨科奇针对施瓦布所说的“欧债危机后不少人怀疑欧元区处理危机能力”这番冷话，依然为本国和欧元区国家打气：“我们永不会放弃欧元”！当然，索罗斯和鲁比尼们是不会讨好西方富国高官的，他们对美欧经济复苏前景的担心，恰恰表明相对冷静的市场人士和学者们的深层忧虑。

  与美欧与会人士的相对低调相比，中国和印度代表即便在发言时不断压低声音，并且语气平和，似乎也无法掩盖骨子里的那股气势。在过去一向高傲的西方观察家和传媒记者眼里，这是基于经济实力成长的自信表现。德国《商报》就写道：不论工业标准、言论自由、浮动汇率或者资本流通，在这些为中国和印度过去不敢多言的领域，如今他们不再让自己受西方约束；他们甚至担心，世界经济的这两位新主角也准备遵守在20国集团内制定的后危机时代的规则吗？一向报道专业的彭博社透过新兴国家的高级主管与会人数创下历史之最的事实，看到的是全球经济符号的东移趋势。这也难怪，面对美国无力控制联邦预算赤字和与日俱增国债，失业率将近10%的囧态，面对欧陆国家苦心打造数十年才有点像样的欧元体系摇摇欲坠的颓势，无论是西方工业资本家还是昔日呼风唤雨的金融资本家，如今都把渡过经济困境的希望寄托在经济活力与增长潜力远远超过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的新兴超级经济体身上。

  因此，达沃斯论坛对中印等新兴经济体的空前关注与话题设计的逐年东移，在衬托出美欧经典资本主义模式暗光已现的同时，也表明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框架下，西方话语圣殿对新兴经济体的活力与商业机会之于美欧经济复苏的格外看重。

  诚如盖特纳所承认的，是美国所犯的错误一手造成了这场全球性的经济大衰退。不过，盖特纳也许只承认了一半错误。金融监管失责固然是危机的重要成因。但谁都知道，危机的本质是财富增长模式危机。也许，一向高傲的美国人会在多年之后仍然后悔“不慎”引爆了这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假如时光能够倒流，华尔街那些金融产品设计师们大概不会深陷金融衍生工具的创新中不能自拔，他们的雇主也不大可能无休止地追求金融业的边际利润率。甚至，曾经呼风唤雨的格林斯潘也会收紧对金融家们的约束。而在政府乃至全社会均被金融绑架的时代，美国不仅在实体经济领域取得了空前繁荣，其基于信息技术、数学和贪婪基因而催生的金融业史无前例的创富速度，的确给华尔街的金融寡头和财经领袖留下了辉煌记忆。

  但拥有最多金融家和战略家的美国可能没有想到，作为金融帝国主义典型代表的美国可以破坏性创新，也可以自残。事实上，经过这场金融危机的洗劫，美国的金融优越感开始部分动摇。曾给美国带来无数荣耀与财富的制造业，在经过本轮金融危机的“达尔文主义”式洗劫之后，内伤严重，病情屡有反复。甚至，美国屡试不爽的王牌——美元体系，也由于美联储的定量宽松政策而使得其作为主要储备货币的合理性受到了质疑。

  其实，美欧真正担心的还是正在发生的国际经济力量变迁趋势。如果说，20年前，西方可以对经济规模不到美欧十分之一的中印两国不屑一顾的话，那么，在20年后的今天，当中国的名义GDP已超过美国的三分之一，当印度的实际经济力量几乎相当于欧元区的五分之二时，当上述两国至少还有长达20年且年均7%左右的经济增长预期时，有哪个美欧财经领袖还敢忽视这个趋势？而在西方战略家看来，一旦这些潜在的经济超级大国建立了相对完善的金融体系，他们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诉求，恐怕决会不满足于对既有经济与金融体系的小修小补，而是积极寻求主导地位，甚至有可能重建经济话语体系。谁又能保证达沃斯论坛不会在某一天被来自东方的某个论坛取代呢？谁又能保证当下一轮大规模金融危机爆发时，美元体系还能历该次危机于不倒？

  不过，美国承认犯错以及欧洲心乱如麻，并不表明他们平和接受经济力量东移的趋势。

  尽管承认国际经济力量东移和地缘政治变迁一样痛苦，但西方尤其是美国依然拥有太多可以打压中国的力量工具。身在国际经济体系里，就必须熟练掌握“丛林法则”。将中国的经济影响力限制在美欧所框定的范围之内是他们一以贯之的目标。

  因此，人们要谨防当年日元被美国绑架下所演绎的悲剧将来在中国发生。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