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新育

  的黎波里和阿齐齐亚军营易手标志着卡扎菲政权基本终结。考虑到英、法两国首脑早已为这场战争押上了自身的政治声誉和命运，不得不尽全力一搏，加之不少阿拉伯国家也大力参与，如攻占的黎波里卡扎菲住宅及其他堡垒的是约旦皇家特种部队（巷战专业部队），面对这样一个占压倒优势的多国统一战线，卡扎菲政府要想翻转局面，希望非常渺茫了。利比亚国家过渡委员会主席贾利勒已表示将在8个月内举行选举，正式建立新政权。

  然而，即使不考虑极端宗教势力可能坐大的风险，摆在利比亚人民面前的也并不是一马平川的坦途，而是更多更艰难的考验。

  利比亚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之所以爆发社会动乱，导火索是青年高失业率，致使人口结构年轻、青年人口比例高非但没有成为增进经济社会活力的“人口红利”，反而成为动荡之源。而青年高失业率，很大程度上又要归咎于该地区人口无序增长和经济结构不合理，石油天然气等资源产业一枝独秀而非石油产业欠发达，不能为新增劳动力创造足够多的就业机会，而后者又是市场体制下的客观经济规律所致。天赐的石油财富与有竞争力制造业难以并存，石油收入增长常常打击了石油输出国的非石油产业（特别是制造业），这一客观经济规律无法靠推翻卡扎菲政权而改变；扭转这一局面，跳出“资源诅咒”陷阱，需要具有强大行动能力的政府和持之以恒的努力，问题是政治动荡、街头运动已经大大降低了公众的耐心。

  利比亚有140多个部族，而的黎波里塔尼亚、昔兰尼加、费赞三个部分各自有长期的独立王国史。卡扎菲在42年执政期间努力削弱部族势力，力图铸造统一的利比亚国民，但这些努力并不足以消除千百年的历史影响，他为了维护政权而不得不重用本部族，又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他消除部族政治影响的努力。反卡扎菲战争爆发，更让部族势力和宗教势力咸鱼翻身。但现在的反对派阵营依然缺乏有权威的政治核心和凝聚力，把他们凝聚在一起的唯一共同点就是反卡扎菲，卡扎菲终结之后，他们能否团结组成有权威、有效率的政府，能否避免陷入激烈的相互争斗，都还在未定之天。

  即使在北约内部，也不乏声音称利比亚反对派的成功为“灾难性成功”。更糟的是，利比亚政权更迭还有可能加剧周边国家、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动荡，在阿尔及利亚和叙利亚，世人已经看到了这种效应。

  要尽快稳定国内政局，利比亚新执政者还必须尽力避免过于极端的清洗。过去40多年间，在确定了国家高于部族、宗教不得凌驾于世俗政权和世俗法律之上的原则之后，利比亚从一个部落和宗教联盟建成了初步的现代国家。尤其毅然将此前完全掌握在西方石油公司手里的资源国有化，在阿拉伯国家中首开纪录，其他阿拉伯国家和伊朗、拉美石油输出国纷纷效仿，西方石油公司从此必须把一半以上石油收入交给东道国，而不是以前的5%以内，这让阿拉伯人和其他石油输出国富了起来。2008年，利比亚人均GDP为14802美元，堪称非洲首富，与中欧相当，未通电地区人口占比0，高教入学率高达55.7%，超过非经合组织发达国家平均水平（43%），系阿拉伯国家最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正是据此将战前的利比亚定性为高人类发展水平国家。利比亚要发展，需要保持过去这些年来所取得的经济社会进步，而不是在这些方面倒退。

  中国奉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在利比亚没有支持一派打一派的政治利益，除了要求利比亚执政者尊重中国主权、尊严等政治利益外，主要利益是商业利益。考虑到中国与利比亚经贸往来的特点是工程承包和对利比亚出口多，而在利比亚直接投资、从利比亚进口油气资源少，而且对利比亚出口和在利比亚承包工程均为民用，要实现中国在利比亚商业利益最大化，最期望的莫过于利比亚能够保持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利比亚反对派负责重建工作的艾哈迈德·杰哈尼已经表态，新政权将遵守卡扎菲政府签署的石油、工程承包等协议，声称合同“绝对神圣不可侵犯”，包括与中国公司签署的协议，加之反对派政权此前已经派遣兵力守卫中国公司承建工程，向中国出口其第一船原油，等等，中国应当乐于参加利比亚的战后重建。

  鉴于中国公司在供应商品、建设工程等方面价廉物美高效的优势极为突出，任何一个政权在战乱尘埃落地之后都必须要建设民生，从内战烽火中走出来的政权尤其需要收拾民心，未来的利比亚政权没有理由排斥中国公司而“不求最好但求最贵”。而利比亚新政权要想借重中国公司的实力为其重建服务，除了恪守原有合同之外，还需要确定两项基本原则：第一，全额赔偿中国企业和居民在利比亚动乱中蒙受的经济损失；第二，在中国企业竞争新合同时给予与美欧企业同等的待遇。

  我们期待利比亚未来的新政权做出明智的决策。

  （作者系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