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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需要平衡与新兴大国的利益关系
    2011-08-31       来源:上海证券报      作者:刘 涛

      “金砖国家”确实有某些超越意识形态的共同利益,但绝不会泛化到所有议题,指望其成员在所有方面都保持一种声音是不现实的。为化解与新兴大国之间的直接贸易冲突,中国可推动与这些国家开展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还可以考虑与单个新兴大国建立双边高端层次的沟通平台。

      刘 涛

      据国内媒体日前报道,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全球之际,巴西经济遭遇到了极为艰难的局面,而中国在巴西大举投资购买铁矿石、大豆等原材料的慷慨之举,让巴西人犹如抓到一根救命稻草,令他们对中国朋友的仗义行为感激不尽,巴西驻华大使曾公开承认“是中国帮助巴西安然渡过金融危机”。然而,好景不长,2011年以来,随着全球经济逐步回暖,如今巴西媒体上却充斥着对中国的抱怨和不满之声。对此,一向崇尚知恩图报的中国人不禁深感诧异:为何巴西人竟会如此“以怨报德”?

      事实上,对中国怀有不满的新兴大国并不止巴西一个。早在去年4月G20会议开幕前夕,印度就与巴西一道加入了由美国指挥的旨在逼迫人民币升值的“国际大合唱”当中。根据中国商务部的最新统计,今年以来,来自阿根廷、墨西哥、巴西、土耳其、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涉华贸易救济案件就已多达40起,产品涉及电扇、电加热器、不锈钢餐具、无缝钢管、钢钉、草甘膦等类别。不久前,阿根廷工业部长希奥尔希甚至公开鼓动南方共同市场国家建立集体对外贸易壁垒,共同抵制中国产品进入南美市场。

      在这些新兴大国中,巴西和印度的态度尤其引人瞩目。原因在于,中国、巴西和印度同为“金砖国家”(BRICS)的重要成员。近年来,在许多重大国际场合,三国在许多重要议题上保持了共同进退的姿态,特别是在多哈回合谈判和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峰会上,中国和印度、巴西联手与发达国家强势抗衡。既然如此,巴西和印度为何还要冒着让“金砖国家”分崩离析的风险屡屡站到中国的对立面呢?

      对于部分新兴大国的“以怨报德”行为和“金砖国家”成员关系的若即若离现象,笔者并不感到诧异。这其实是一个国际经济关系从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回归的自然过程。毕竟,国际经济关系从来都是利益为先。它不过再次印证了19世纪英国首相本杰明·迪士累利那句名言:“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不是吗?正由于全球经济复苏的不同步,欧美依然深陷衰退泥潭,失业率居高不下,面对发达国家虚弱的消费能力,中国企业被迫采取了多元化战略,加大了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力度,令这些国家相关产业感受到了空前压力。在另一方面,不少新兴市场国家也将扩大出口作为推动经济复苏的重要手段,由于出口产品的同质性,不可避免地会与“中国制造”成为直接竞争对手。例如,印度学者认为,人民币升值将使印度的纺织、皮革制品、船用产品、工程产品和部分化工产品成为受益者,类似2005年的人民币大幅升值将使印度两年内在全球纺织品市场所占份额上升1个百分点。至于巴西,其理由同样“理直气壮”:尽管巴西表面上保持了对华贸易顺差,但由于资源产品占据了绝对比重,其制造业部门无法从中获得好处,因此,巴西“不甘心沦落为资源性产品出口大国”,成为中国的经济附庸,希望中国能积极从巴西进口以飞机为代表的工业制成品。

      应当承认,“金砖国家”最初只是高盛经济学家奥尼尔无意中制造出的一个概念。但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在短短几年内就突然流行开,不仅被媒体广泛引用,甚至还登堂入室,成为国际学术研讨会的热门题目,发展到最后,起先毫不相干、分布于地球南北两个半球的五个国家(包括俄罗斯和新加入的南非)真就坐到了一起,连续举办了多届领导人正式会晤,并且在许多重要国际场合都并肩作战,这本身不能不说就是个奇迹。这个结果,也许是暗合了当今国际政治格局分化组合的某些特征,也恰好满足了新兴大国的共同需要——在G20框架下,只要代表西方发达国家的G7作为一个整体还企图继续主导国际经济体系,后起的新兴大国就有自发合作、共同扩展权力的内在需求。

      除“金砖国家”之外,近年来,新兴大国相互间还通过其他多边机制不断增强在全球经济治理方面的合作。例如,印度、巴西和南非之间组建的跨地区战略联盟IBSA对话论坛,中国和俄罗斯共同参与的上海合作组织,中国、印度、巴西、墨西哥和南非五国在G8峰会“8+5”会议上的相互协调,以及更多新兴大国在G20框架下的合作等等,都可视为新兴市场国家在构建自身话语权方面的有益尝试。

      但是,新兴大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市场取向等方面毕竟是千差万别,甚至不乏激烈的利益冲突。例如,作为一个松散的国际机制,“金砖国家”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有某些超越意识形态的共同利益,但绝不会泛化到所有议题,指望其成员在所有方面都保持一个声音是不现实的。在今后一个时期,“金砖国家”成员国家利益交汇点,估计仍将主要集中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全球气候变化、多边贸易谈判等方面。此外,当我们习惯于一厢情愿地用“高度互补性”来形容中国与其他新兴大国的经贸关系有多么“匹配”时,可曾想过,从中国进口消费品、向中国出口原材料的贸易模式,或许不代表他们的真实想法?

      当然,对于与新兴大国之间的直接贸易冲突,中国并非没有化解余地。比如,中国可借机推动与这些国家开展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以制度的方式消除彼此间的贸易壁垒,实现双赢;再比如,就短期来看,中国亦可仿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机制”,除“金砖国家”这类多边合作平台外,还可考虑与单个新兴大国建立双边高端层次的沟通平台,争取让经济问题以经济的方式尽快得到解决,避免使其政治化,催生出狭隘的经济民族主义。惟其如此,才能让中国在欧美贸易保护主义蠢蠢欲动的背景下免除“腹背受敌”之忧。

      (作者为宏观经济分析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