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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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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把治大企业病的有效办法找回来吗

2017-08-08 来源:上海证券报
  □周业安

规模扩大带来了规模经济,提高了分工和专业化水平,促进了技术进步。但是,规模扩大可能导致官僚化,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会大幅度增加协调成本,这又制约了规模的扩大。所以,任何企业的规模扩张都在一定时期存在一定的边界

大企业病是一种共识性的说法。规模大了,内部层级增加,管理型交易成本就会加速递增,大企业看起来都有点官僚化,行事僵化,体格臃肿,效率低下,几乎是通病。过去管理学家总是对大企业病备加关注,也想方设法对症下药,试图弱化或消除这种病,比如推行扁平化组织、实行流程再造、缩小规模等等。无论怎样,与人相似,太胖了就会有各种疾病找上门,所以得瘦身。大企业得经常瘦身,才能避免陷入低效率陷阱。瘦身是非常痛苦的过程,需要有意志力。每个经历过减肥的人大概都深有体会。长胖容易,瘦下去特难。对大企业来说,扩大规模能轻而易举做到,但试图瘦身,则是比减肥更困难的事。

企业持续长大是件好事。规模扩大了,可获得规模效应,从而让产品能在市场上具有价格的相对优势。规模还可作为重要竞争策略,在市场竞争中,一家企业率先上规模,就可获得先动优势,既能更快占领更多市场,也能以更低价格威慑对手。规模还可让企业内部提高分工和专业化水平。规模大了,可雇佣更多不同类别的员工,分工可以更细,这就相应提高了专业化水平,而这又将带来更多知识交流和创新的机会。大企业创新能力很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来源于此。规模还能促进技术进步,规模越大,市场占有率越高,现金流就越稳定,可投入技术创新的资源也会越多。规模大了,才可能引入更多新技术。如此等等,似乎大就是美好。所以,每个办企业的人都希望自己的企业能做大做强。

可是,规模有利也有弊。规模大了,管理等级就会增加,管理幅度就会扩大,这就需要更多的管理部门。管理部门一多,就可能出现官僚化弊端。有个叫尼斯坎南的著名学者,很早就提出一个重要命题,即官僚机构的目标之一是追求预算最大化。按照这种说法,对一个大企业的部门来说,在做预算时可能并非把现金流而是把扩大规模当作首位标准。也就是说,这些部门会为了扩大规模而扩大规模,不管扩大规模是否能带给未来可持续的现金流。为了扩大规模,这些部门会找出各种理由论证其可行性,还会请专家来参与论证。而规模一旦上去了,若效益跟不上,又会找各种客观理由来开脱。因此,在官僚化的条件下,规模不等于价值创造,规模越大,反而可能资源浪费越多。即便没有官僚化,分工太细,专业化水平太高,也会产生一种副作用:协调成本,这是管理型交易成本之一。协调需要专门的机构,这些机构的运行是有成本的。分工和专业化过程中的协调还涉及各种利益关系的平衡,不同部门会出于本位利益的考虑而不愿让步,因而需要不断谈判。这个过程费时费力,同样需要花费资源。因此,规模越大,协调成本越高。

一方面,规模扩大带来了规模经济,提高了分工和专业化水平,促进了技术进步。但另一方面,规模扩大可能导致官僚化,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会大幅度增加协调成本,这制约了规模的扩大。所以,任何企业的规模扩张都在一定时期存在一定的边界。而任何大企业也并非大而不能倒,只要规模扩大的坏处多于好处,大企业可能就难以生存下去。最近二十来年,原先一些名声显赫的大企业都倒下去了。当然,也的确有大而不倒的企业,这些企业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它的存在很重要,因而不能倒;另一种是这些企业善于变革,能随时调整自身的组织和激励,从而避免陷入大企业病。大企业有没有自我纠错的能力呢?当然还是有的,无非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官僚化,二是协调成本,三是信息。

说起来,官僚化的纠错很简单,就是有一个扁平化的组织和自下而上的参与和监督机制。扁平化的组织是为了避免过多的管理层级而提出来的一种组织设计理念,在现今全球的大企业中很流行。自下而上的参与和监督机制则不多见。一般大企业都是等级制,除非是高新技术企业,员工都是技术人员,公司组织呈网络化结构,员工参与监督的机制很通畅。但传统企业完全是等级结构,不存在这种机制。老国企过去有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合理化建议制度、各种专业化小组制度等,这些做法能很好地发挥员工自下而上的参与和监督作用。但这些行之有效的做法,现在被忽略或者被遗忘了。大企业倘若能把过去的好办法捡起来,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克服大企业病。

降低协调成本,可以依赖技术进步,这与信息有关系。大企业在信息管理方面的长处是比较透明,因为大企业通常管理规范,并且存续时间长,被反复研究,基本信息都是公开的。大了容易引人注目,就很难隐瞒信息。但也正因为企业很大,部门和业务种类繁多,信息太繁杂,容易产生信息过载,也容易把重要信息给淹没了。因此,对大企业来说,看似透明,有时也不透明。大企业可能会利用这种海量信息的优势来扭曲信息发送,从而强化信息不对称。也因为海量信息的存在,大企业协调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凭借人力是很难降低协调成本的。所幸,人工智能技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为设立技术导向的协调机制创造了条件。大数据的处理可以在海量信息中发现有意义的逻辑关系,这是降低协调成本的关键,也是正确激励的核心所在。

大企业有好有坏,不能盲目偏信大而美。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