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大力度补齐公共卫生投资短板

□张 锐

经过持续数周的严厉防控，我国新冠肺炎疫情开始展现向好态势，确诊人数连续减少，治愈率大幅提高。与此同时，严峻的疫情也引起了人们反思。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呼吁，国家要像修铁路、高速公路一样修建公共卫生领域的基础设施。

像当年抗击SARS一样，对新冠肺炎疫情的顽强阻击，让世界再次见证了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调度与配置资源的能力和中国人民共克时艰的合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暴露出我国公共卫生设施及应急能力方面存在的短板。

近年来，我国公共卫生建设的投资伴随公共财政对民生基础设施投资的不断增加而水涨船高。相较于1978年的35.44亿元，40年后财政投向公共卫生领域的资金达到了1.6万亿元，占GDP之比也由0.9%上升到1.7%。虽然投入资金的绝对数额大幅增加，但相对于发达国家政府财政对公共卫生支出7%的占比，以及中等收入国家4.5%的占比，我国财政对公共卫生投入的比重依然较低。

伴随着近几年大病医保以及农村居民医保覆盖面的扩大，我国个人卫生支出费用显著减少，在公共卫生总支出中的占比由最高达59.0%下降到目前的28.7%，同时社会卫生支出提升到了43.01%，代表着公共卫生支出中商业化、市场化力量的壮大。但国际经验表明，公共卫生的侧重点应当是疾病预防，其次才是医疗救助。虽然企业对员工的医保支出不断增加，民营医院也日益壮大，但这些新增的资金与资源主要被用于医疗方面。特别是民营医院的扩容，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卫生机构供给不足的矛盾，但对各种常见病与危重症医疗救治并非业务重点，即便在健康教育、营养干预、免疫计划、传染病与慢性病预控等公共卫生建设方面，民营医院基本上也是极少涉足。

公共卫生服务具有非常显著的正外部性，比如治愈一个新冠肺炎患者，就等于降低了其他社会成员感染的可能性，这也就是为什么公共财政必须果断地承担治疗新冠肺炎费用的原因。由此，公共卫生的投入与建设只能由政府唱主角而不能寄希望于其他任何商业主体。过往公共卫生投入不足有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公共卫生消费理念的落后，把公共卫生支出视为一种福利性消费，而没有当做人力资本性投资。二是在“分税制”财政体制下，中央与地方财权和事权存在非对称性，卫生支出主要由各地方政府负责，在资金供给有限的情况下，公共卫生建设产生了城乡之间与地区之间不平衡的现象。

应该看到，增加公共卫生的投资完全可以依托产业链的关联作用带动经济增长。经验表明，财政投资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可以有30%左右转化为当年的GDP，而投资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及设施，大致有60%到70%可转化为当年的GDP。因此，同样是财政投入，对公共卫生领域的投资效率更高，对GDP的拉动作用更大。另外，作为与教育并列的人类资本两大基石，健康既是个人学习能力的基础，也是个人劳动生产力的基础，同样还是个人智力、体力和情感的基础。因此，投资公共卫生就是投资健康，就是人力资本投资，而且这种投资行为既能带来劳动力效率的提高，也能带来企业产出的增加，更能带来国家财税收入的稳定增长。

公共卫生的首要目标不是营利性而是公益性，因此增加充分的公共卫生机构、添加完备的医疗床位以及招聘更多的专业公共卫生人员，也许会产生资源闲置，但从长远与全局审视，它们是社会肌体健康运营的保证，是全社会公共保障能力提升的标志，更是一个国家隔离与阻击重大公共卫生灾害的强有力屏障。有了它们的护佑，一个国家、一座城市就会更有临危不俱与大难不倒的底气。

综上，在“十四五”开局后的5年时间里，完全有必要补齐中国公共卫生系统的短板。为此，中央财政可以通过发行公共卫生专项国债、公共卫生彩票等方式进行融资，同时增大地方政府公共卫生专项债券的发行规模，并通过PPP等方式吸引社会资本配套进入。财政增量资金在针对医院与公共卫生机构基础设施强化配置力度的基础上，更需侧重投入建立起涵盖疾病预防控制、重大疫情防控救治、医疗保险和救助，以及应急物资保障等四梁八柱型的国家与地方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