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国旺
当前我国正处于资产价格、商品价格、货币价格同时上升并正形成强烈通货膨胀预期的时期。资产价格、商品价格、货币价格同时上升是流动性过剩的结果，流动性过剩是外汇储备超过了经济发展需要的结果，外汇储备过度积聚又是三十年改革开放积累起来的成果和我国特殊的外汇管理体制下的必然结果。它产生的负效应便是人民币升值开始成为世界范围的历史性事件。这一事件如果处理得好，将为中国的和平崛起提供强大经济基础，如果处理不好，可能在无形中消耗改革开放的成果。一种最坏的可能是外汇储备处理不好成为流动性泛滥的源头并成为国际垄断资本对我国金融领域实施“精确打击”的手段。
不能不加倍警惕的是，国际垄断资本通过其国家力量，开始形成欧美国家的共同意志，逼迫人民币升值，从而“冲销”其对外贸易的赤字，他们通过国际垄断资本掌握人民币升值的话语权，制造人民币快速升值“有利于”中国经济的舆论压力。如果我们按国际投行的代表们的讲法去着手外汇管理或者投资，中国被国际垄断资本忽悠的可能性极大。
今年以来，为了抑制物价上升和经济过热的形成，央行以前所未有的频率提高存款保证金率并发行央票以吸收流动性，但仍然无法解决不断涌出来的流动性，因为人民币升值预期有客观的巨额外汇储备基础和西方国家利益几乎一致的压力。既然人民币升值是近三十年来在劳动力剩余和土地稀缺条件下解决资本极度短缺政策的自然结果，那么，要解决因为资本剩余迫使本币升值推动的资产价格、商品价格和货币价格的上升问题，就得溯本清源，围绕土地稀缺、劳力剩余这个核心问题上来考察。
从这个思路出发，对内我们不仅要继续通过货币政策抑制流动性，还要采取特殊的财政政策，提升民生福利，启动内需，从而通过社会保障的实现来推动经济增长，实现人口红利与民生改善、人口红利与国力增强有机结合。
因此，笔者的看法是，中国外汇储备的民生战略要从财政政策创新角度分两个层次来解决，即围绕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两个最基本的经济学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第一层次是解决人均耕地少的问题。基于对土地是稀缺资源的认识，我国土地制度实行的是公有制，城市土地为国有，农村土地为集体所有。在工业不发达的建国初期，为了解决城市就业问题，全面实施了户口制度，从而将城乡人口分割并固化。应当说，这套制度在工业化和外向型经济形成的过程中，对中国经济起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能够在工业领域起飞而印度只能在很少占用土地资源的软件上起飞的内在经济原因。
但土地资源稀缺，特别是大城市土地资源的稀缺和高度垄断，为房地产价格出现脱离收入水平增长制造了理由。2000年后房地产逐渐成为投资者的主要选择，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之一。城市土地稀缺的集体恐惧的压力必然会出现非理性的投资行为，住房销售价格完全可以脱离居民收入和房租非理性地持续增长，由此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观，并成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社会不和谐的因素。为此，国家财政，特别是在外汇管理上可以为建设廉租房做出贡献。因为外汇资产如果用于社会稳定，其作用将是更大的社会稳定溢出效应，从而实现从公平向效益的转变。
因土地资源稀缺，形成了“基本农田”保护制度，从而有了农业用地、工业用地和商业用地不同层次的制度和价格。在目前的土地制度下，农业用地因为不能交易，是无价值的，本质上是一种可以生产商品粮的“自然之物”，其价值实现必须通过土地征用或者拍卖才能转化成工业用地或者商业用地，但这种价值实现按照目前的土地制度已经与农民的利益无关，这与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整体背景不合拍。农业为国家现代化提供剩余价值的过程已经持续了五十多年，今天国家已经有巨量财政收入和外汇储备，已经具备条件实现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援农村，如果通过外汇储备促使工业城市反哺农业地区，将对缩小城乡差别进而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特别贡献。
第二层次主要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只向第二产业转移的问题，需要综合改革配套外汇使用政策。分流安置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有货币政策手段，更得有财政政策手段。外汇储备高企，农村劳动者转移出来的民工功不可没。如果部分外汇储备用于财政转移支付，比如建立农村的社会保障机制和医疗教育机制，解除农民生活上的后顾之忧并享受教育方面的全民待遇，则农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水平会大大提高，将一举扭转改革三十年来农村消费的增长率始终低于城市的局面。果能如此，则有望促成消费、投资和外贸三驾马车平衡推动经济增长，真正实现经济领域的科学和谐发展。
一个国家的现代化不能长期建立在富城市穷农村的基础上。新农村建设的核心是什么？不是建几座新房子，弄些硬件建设就可行的，而是要使农民在解决后顾之忧后，能解放思想，敢于消费、能够消费、方便消费，并向享受和发展消费发展。换句话说，什么时候农民养老、医疗和教育由国家财政特别是外汇转移承担支出来实现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目的与本义才能真正实现，而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实现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惠民政策将产生四两拨千斤的作用，起码对中国内需的拉动有望持续三十年。
（作者系资深证券研究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