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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楼市泡沫破灭而引爆的迪拜危机无疑给刚刚露出复苏曙光的世界经济笼罩了一层迷雾。当然，对迪拜危机的负面影响也不必过分解读，世界经济尽管依然脆弱，但在迪拜危机面前还是有回旋余地的。全球资本市场的恐慌性反应也许很快就会过去。毕竟迪拜不像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主要通过美欧银行业的传导而放大了恐慌。
其实，迪拜爆发金融危机只是时间问题。一个没有太多实体经济支撑的城市持续吹大金融泡沫，除了面临危险还能有什么结果？经济与金融实力曾经强大无比的美国，都难逃经济过度金融化而走火入魔的命运，何况迪拜？迪拜的悲哀在于，财经领袖们似乎过于相信他们的实力。一年多以前发生的这场金融危机已在警醒世人：如果在实体经济基础不很巩固的情况下就迫不及待地向服务经济转型，将更多经济资源投入到易受国际市场影响与国际资本控制的金融产业中，在重心不稳、经济免疫力不强的情况下，不仅欲速则不达，更有可能自吞金融苦果。
笔者认为，迪拜危机，只是资产泡沫日渐膨胀的新兴经济体可能爆发系列经济与金融危机的一次小规模预演。放眼世界，无论是“金砖四国”还是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基于货币供应过量而导致的流动性泡沫业已催生出普遍的资产价格膨胀，一旦囤积了大量流动性的楼市或股市泡沫破灭，不仅可能吞噬上述国家的经济复苏成果，还将在世界范围内引发新一轮经济与金融危机。这才是世界经济的又一个不确定性。
就中国而言，尽管去年11月5日出台的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的有效执行，确保了短期经济目标的实现。但在经济发展依然面临诸多约束条件的情况下，千万不能忽视潜在的经济与金融风险。且不说中国经济复苏是以牺牲经济转型时机为代价的，总体而言是内含经济波动乃至反复的次优复苏。就是对经济“热启动”发挥主要推动力的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由于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偏向，一度演变成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已成诱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推手。众所周知，天量信贷在投资结构上的失衡不仅加剧了本已严重的产能过剩，使得工业总体产能利用率不到70%。而且今年以来高达9万亿元的信贷投放真正进入实体产业的比重并不是很大，大量信贷直接或间接流入股市和楼市，导致资产价格持续走高，整个社会投机氛围浓厚。尤其是楼市，投机性需求超过60%，导致不少一线城市的自住型需求被高房价挤出了市场，部分地区的商品房空置率将近50%，危险的资产泡沫正在形成。而泡沫终究是要破灭的。
统计显示，国内房地产开发商通过各种渠道获得的银行资金，占其资产的比率在80%以上。在房地产业低迷时，金融业不断向其输血，造成了房地产的过度亢奋与表面繁荣，而不少银行业务员在业已扭曲的信贷激励机制的刺激下，往往未经严格审核就匆匆放贷，无疑更加剧了银行业的风险。可以说，是银行纵容了房地产市场的畸形发展，而房地产又反过来套牢了银行。一旦房价由于无人托手而大幅跌落，将使与房地产业有着利益共生关系的银行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大爆发。
尽管普遍的看法是：中国金融体系自1997年以来取得最明显的进步是解决了两大问题：系统性风险与金融机构出资人制度改革。但随着中国资本项目的渐次开放以及人民币持续升值，近年来热钱加快了进入中国的步伐，直接助推了股市和房地产泡沫的形成，而人民币逐步升值，又加大国际资本投机人民币汇率的动力。其直接表现则是中国外汇储备的迅速增加，迫使人民币发行投放市场量的增大。受此影响，中国的货币供应量M2一直保持高位增长，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带动了资本的流动性过剩与物价逐步上涨。而当热钱获利回吐并重创本土投资者的信心之后，在发达国家重估风险的情况下，又纷纷逆转涌回发达国家，在加强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稳定度同时，又使得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证券市场价格大幅度缩水，股市暴跌。
另一方面，在国内目前的金融政策下，人民币和美元之间的无风险套利机制正逐步强化。随着外资不断涌入及成效不彰的金融产品创新，国内资产价格与通货膨胀率加速上升的可能性正在加大。而金融调控的空间和手段有限以及央行冲销成本的日益增加、资产价格的膨胀和巨额热钱流入等，已显著增加了中短期的金融风险。如果人民币汇率持续大幅度升值和资本流动逆转，则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又将剧增。
因此，未来一段时期，中国既要保增长，调结构，更要密切关注资产价格膨胀，适时调整货币政策挤压金融泡沫，提高预警金融风险的能力；必须从维护国家经济主权的高度将经济增长、信贷政策、汇率制度改革、国际资本流动管制和金融业的开放作为整体通盘考虑，建立健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有机结合、协调发展的机制，维护金融运行和金融市场的整体稳定。另一方面，针对愈演愈烈的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必须早日拿出应对复杂国际经济摩擦的成熟方案，切实维护在全球价值链的既有利益。
（作者系上海外国语大学东方管理研究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