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离不开公平与效率

□盘和林

国务院日前印发了《“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明确了“十四五”时期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保障措施。当前，受内外部多重因素影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形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虽然数字经济整体规模快速扩张，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不规范的问题仍较为突出，迫切需要转变传统的发展方式，加快补齐短板弱项，规范健康可持续成为了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迫切要求。

数字经济时代的资本循环速度要远超于传统工业时代，企业发展的生命周期也随之加速，这导致企业的数量可以在短时间内快速增加，但同时也可能因为网络泡沫、无序竞争等因素出现大规模破产。更为严重的是，资本的无限制增值还会造成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对市场秩序的破坏。

实际上，历史上每一次新的技术变革都会带来社会生产力的改变和提升，进而也将改变原来经济形态中的生产关系。但是，无论处于何种经济发展阶段，政府的数字经济目标都离不开公平与效率。效率涉及把“蛋糕”做大，而公平关系到“蛋糕”的切割与分配是否合理。此次《规划》的出台，数字经济公平健康可持续发展又被重点提及。仔细研究《规划》也可以发现，坚持“公平竞争、安全有序”是“十四五”期间数字经济发展要坚持的基本原则之一。《规划》不仅突出了竞争政策的基础地位，同时强调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并重，健全完善协同监管规则制度，强化反垄断和防止资本无序扩张，牢牢守住安全底线，推动数字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数字经济领域不断有颠覆性的创新涌现，意味着不断产生新的市场机会。当新技术与市场需求相契合，新产品、新服务、新模式和新业态便会加速推进，颠覆性创新就会进入商业化、产业化阶段。虽然需要在创新和有序之间取得平衡，既要对新风险和新问题及时防范、处置，但也不能因噎废食，扼杀数字经济发展的动力。无论是数字经济发展需求还是政策监管服务供给等其他要素，只有经过试错和迭代，才能一步步找到正确和高效的数字经济发展路径。

在这一现实背景下，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要坚持“增量崛起”与“存量变革”并举。如果将数字经济增量与存量变革看做新旧动能的转换，那么转换过程主要有三种形成机制。一是新产业大胆形成。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着不确定性的新业态、新模式，政府应该采取包容的态度，给予容错空间，营造有利于创新的宽松、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二是传统产业放手改造。但当前数字化转型市场准入门槛较高，限制了很多利润率不高的产业向数字化转型。针对这一问题，《规划》也指出数字化转型支撑服务要聚焦转型咨询、标准制定、测试评估等方向。在此过程中，也要注重引导开发轻量化、易维护、低成本、一站式的解决方案。三是落后产能及时淘汰。只有淘汰落后产能， 才能为先进产能腾出市场空间， 才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此过程中，要谨防“淘而不汰”、“越淘汰越过剩”、“一边淘汰、一边扩大”的怪现象。

工业经济向数字经济转型给中国劳动力与就业市场带来了诸多变革和深远影响。据阿里研究院预测，到2030年左右，约占我国劳动力供给总量一半的4亿劳动力将实现灵活就业与居家就业。数字技术打破了原有劳动形式中时间和空间对劳动者的壁垒，给劳动者的就业自由度和择业自由度提供了更多选择，提高了劳动力的资源配置效率。另一方面，也有学者批评了由此衍生的不公正的价值交换形式，还揭露了数字技术对劳动控制的强化及其在全球地理环境中催生的竞价不平等和劳动排斥等现象。具体来看，数字经济发展对公平的影响体现在很多方面，除了数字经济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外，最重要的就是平衡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配。《规划》中也提出要强化协同治理和监管机制，加强企业的税收监管和税务稽查。从另一角度看，也需要释放学界的研究活力，切实响应国家“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合理增加劳动报酬”的政策号召，切实推动数字经济时代“资本—劳动”的转型升级，改革和完善现有工资制度和绩效奖励制度，合理分配劳动与资本两大要素。

在“十四五”时期，我国数字经济将转向深化应用、规范发展、普惠共享的新阶段。所以，应统筹考量我国核心技术薄弱和市场优势等因素，以包容审慎的态度在公平与效率甚至是在更多治理目标之间作出平衡。从国际经验来看，比如美国的《国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欧盟的《产业数字化新规划》、英国的《产业战略：人工智能领域行动》，虽然不同国家战略中对数字经济发展和转型的政策制定有所区别、各有侧重，但坚持的基本原则大体相同，即数字经济发展的规则制定是一个需要动态调整、逐步摸索的过程。重塑数字时代的国际新格局，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必须严格遵循《规划》纲领，有序推动、立即推动，我们等不得也等不起。

（作者系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